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许倬云：历史上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知识分子（完整文档）,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4篇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篇1
给知识分子的信作者：来源：《全国新书目》2014年第10期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位无可争辩的、伟大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有良知的、具有高尚精神、深具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一生中，他无视过威胁，拒绝过总统职位，但从未放弃过对正义和良知的追求。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还在为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思索。这本书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政治和社会态度，让我们看到这个伟大的人深沉的精神力量，让我们相信，曾经有这样一个血肉之躯在地球上匆匆走过。
“我孤寂地生活着，年轻时痛苦万分，而在成熟之年里却甘之如饴。”本书是一份令人感动的文献，它记载了一位有良知的、影响深远的、具有深刻的高尚精神的人的活动；
反映了爱因斯坦的哲学以及政治和社会态度。书中各章是由目前尚未出版的讲演、论文、书信、呼吁以及各种不同类型的文章构成。这篇演讲本是用在知识分子和平会议的组织委员会上的，随后于1948年4月29日交报刊发表。——原注。
作为许多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学者，我们怀着深刻的历史责任感于今天相会在这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谢法国和波兰的同行们，由于他们的提议，我们集合在一起为了一个重大的目的：利用聪明之士的影响来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和平与安全。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柏拉图是最早试图努力为之奋斗的人之一：运用理性和谨慎来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向远祖遗传下来的本能和热情投降。
通过痛苦的经验我们懂得，理性思考不足以解决我们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深入的研究和敏捷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常常具有悲剧性的含义。一方面，它产生了使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发明；
但另一方面，它给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其技术环境的奴隶，所有这些中最为灾难性的是——发明了人类大规模自我毁灭的手段。这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悲剧！
尽管这个悲剧是令人痛心的，但更具悲剧性的是：人类在科学和技术领域里产生了这么多极为成功的学者，但长期以来，我们在寻找困惑人类的许多政治冲突和经济压力的适当解决途径时却束手无策。无疑，国内以及国家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要对导致今日世界的危险局势和威胁一事负责。人类在发展一个保证世界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存的政治和经济组织形式方面还未成功，在构建一个消除战争的可能性，永远禁止大规模毁灭的谋杀性装置的体系方面还未成功。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篇2
知识分子的使命
●什么是知识分子？
●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
●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使命
●我国的现状与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化
什么是知识分子？
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问题，就必须先搞清楚什么是知识分子。恩格斯指出：“当人的劳动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事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就是说，知识分子是社会分工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产物。由此而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就是脑力劳动者。
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
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的作用在于编造谎言使得剥削阶级的统治能够长久维持，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是互相对立的。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他们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因而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
社会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使命
新中国的成立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始，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自己培养的脑力劳动者，与历史上的剥削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与体力劳动者的区别，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体力劳动的，从事脑力劳动的，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劳动者。1956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指出，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报告明确宣布，“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论断，给了知识分子合理的政治地位。知识分子属于脑力劳动者，虽然不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是从更宽泛的角度说，知识分子从事的工作也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工人阶级，让工人阶级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为工人阶级指明道路。
我国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化（解放前—建国—文革—改革开放后）
建国前的知识分子处于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子一样，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帮助统治阶级剥削劳动者，也有一部分，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是被剥削的群体。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投身革命经过战争锻炼或在革命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革命的知识分子；
二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各类专家、学者等。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要“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并批评了在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用简单粗暴方法对待知识分子的错误做法。周恩来在讲话中也指出，要团结知识分子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但党也看到了这些长期生活和工作在旧社会的知识分子身上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许多与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格格不入的东西，于是向他们提出了学习和改造的任务。但党内一些干部中却还严重地存在着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的思想。后来周恩来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论断，这一论断的提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也给了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激励。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文革是对知识分子的一次大清洗，之前统治阶级主要靠欺骗稳定政权，人们在奴化中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捆绑着，听由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存在。多少仁人志士闹民主闹自由，更多的是物质层面上的，真正在精神上达到民主和自由是无比艰难的。这种历代遗留下来的各种说教已经变成了一种铁定的意识，存在于人们的大脑中，作为他们生命中的主要成分溶解到血液中了。要进行这样的革命不是杀掉几个人和采取强硬措施就可以解决的，这种根深蒂固意识不是个别人独有的，是人人脑子里都存在的。在这个意识形成中，历代文人们帮了大忙，特别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在各个时期和各个领域中，编造了各式各样的行为准则，把人们的手脚捆的结实牢靠。在愚弄百姓的说教中，文人们曾经有过巨大的贡献。在制定社会规则中，文人们曾经身先士卒。在推广统治阶级意志过程中，文人们赴汤蹈火。多少年来，百姓们憋屈着，没有人替他们说话，至少没有人启蒙过他们，有的只是进一步的愚弄。而毛泽东则开了中国的先河，带领着人民摆脱这种枷锁！
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重心偏向与了经济建设，而邓小平进一步肯定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一论断，这一论断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于此同时，现在的工人和农民，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了。他们的工作没有保障，他们的利益没有保障，他们的生存环境特别恶劣。其中原因比较复杂，而且也揭示出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在全球化的新时期下，知识分子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文化体制的不断改革创新，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经济条件得到了不断的改善和提高。知识分子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之一，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伴随着社会的急剧转型，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在沦落，甚至丧失道义底线。另一方面有反应出对资本和权力的屈从，在资本和权力的威逼利诱下，部分知识分子不堪一击，失去“自我”，有的成为富翁们的传声筒或吹鼓手，附着在富人权贵的手，成为资本和权力的附庸。而且部分知识分子越来越脱离群众，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或者视而不见，或者闪烁其词，为自身条件的改善而歌功颂德，忽略被边缘化的底层人民的疾苦。他们不深入群众，不了解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不为人民群众发出呼声。因此我认为知识分子在新时期的使命有以下几条：
1.成为我们的道德楷模
2.作为时代的先锋推动社会进步
3.担当人们群众的代言人和指导者
3.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更好的服务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篇3
知识分子的不快乐
作者：王彤
来源：《参花·下半月》2017年第02期
摘要：学界小说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文学界，相对来说是一种新兴的小说文类。而2005年出版的一部《学院大厦——学界小说及其不满》则是较为全面地观摩了从20世纪中叶至21世纪初出现的大批学院小说。作者肖瓦尔特以独特的眼光，以10年为一个阶段，勾勒出一幅幅“学界风俗画”，具体阐释了自己对于学界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看法。
关键词：学界小说 肖瓦尔特 知识分子
肖瓦尔特以其“自恋的愉悦”，全景式地展出了半个世纪的学界小说，并且在附录列举了63部学院小说的名录，真可谓用心良苦。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和女权主义分子的肖瓦尔特，又是如何对于学界小说进行诠释的呢？本文就以《学院大厦——学界小说及其不满》为例，浅要谈论一下在她的眼中是如何界定学界小说的，它们富有怎样的内涵和功能，以及现实的处境如何影响这几个方面内容。
一、学界小说的界定
肖瓦尔特认为学院派小说不同于以往任何类别的小说，内容主要是以学校和学院生活为主，这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群体，这个“小社会”中彰显出大社会的方方面面。50年代是整体集体、自信而舒服的内容解读，60年代学界小说迟于现实，70年代创新凸显，80年代是女权的乐观，90年代及以后“性”又为主导。作为一个批评家，肖瓦尔特没有像机器加工似地大批生产，随意性、主观性很强的小说也必然不会按照批评家的规划进行写作，对于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也会打破时间段的界限进行反复穿插讨论，比如50年代象牙大厦中不乏理想主义的光彩。
我们在这个大厦中看到了各色各样的人物，正如肖瓦尔特自己在文中的“邂逅”：这些同事来自不同的领域，年龄在24到80岁之间，初出茅庐的青年才子，学术玩家，校园政治家，激进分子，江郎才尽而内心苦不堪言的学者，和蔼可亲但操纵欲极强的人，热心于发起各种社交活动的人，专唱反调、扫人兴致的人，孤芳自赏的长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专爱冷嘲热讽的旁观者……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篇4
现代世界知识分子的角色作者：皮埃尔·布尔迪厄著赵晓力译
知识分子并不习惯对自己的活动进行社会学研究。这种研究不光针对知识分子行动的那个世界，而且针对知识分子自身和知识分子行动的前提(或社会因素。这一研究项目潜在的新颖之处在于：在对知识分子是什么、能够做什么进行最大可能的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确立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目的和手段。即便冒着乌托邦主义或不负责任的危险也必须强调，知识分子任何伦理的或政治的行动，都必须建立在对知识分子世界如何运作周密理解的基础上。知识分子是吊诡的存在者(paradoxicalbeings。只有在对纯文化(pureculture和入世(engagement的经典对立进行质疑后，才可能给他一个准确的画像。而这种经典对立不过是知识分子关于自身的许多虚假观念中的一种。
知识分子，正是通过克服纯文化和入世之间的对立，并在这一克服的过程中，历史地出现的(1。因此，知识分子是二维的存在者(bi-dimensionalbeings。文化生产者要取得知识分子的名头，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
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式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的专门知识(比如奥本海默的科学权威、萨特的知识权威而区别于世俗利益的独立性越强，他们通过批评现存权力来宣称这种独立性的倾向就越大，无论他们采取什么政治立场，这政治立场的符号有效性也就越大。知识分子的起源
要论证这些看上去先入为主和主观武断的观点，回顾一下产生知识分子的那段被忘却的或受压制的历史是很有帮助的。这种历史之所以异乎寻常地不断重现，就是因为对自主性的追求，总是伴随着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的不断变化--一种在投身当前事件和退回象牙塔之间寻找平衡的行为。十八世纪，"哲人"(philosophes"入世"(1765年，伏尔泰在《哲学辞典》题为"文人"的论文中，将这种"入世"与堕落学术界的经院蒙昧主义相对的逻辑延伸，就是参与到法国大革命的"文人"活动中去。
在王政复辟时期，"文人"被认为不光要对导致大革命的颠覆性思想(这些思想首先通过报纸流行开来负责，而且要对过度的革命恐怖负责：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年轻一代(特别是那些浪漫派诗人看他们的眼光不光有怀疑，甚至还带有一丝轻蔑。在运动的第一阶段，这些诗人对哲学家干预政治和用理性观点看待历史变迁的特权提出了挑战，并通过恢复宗教情感以对抗理性和对教条的批判来宣泄他们的自主渴望。但是，一旦复辟的反动政治威胁到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他们就又开始捍卫作家和知识分子的自由(比如米什莱和圣西门，恢复十八世纪哲学家的预言功能(比如雨果。
然而，另外一种走钢丝般的行动--民粹主义的浪漫主义，在1848年革命前几乎影响到每一位作家，却在进步运动失败和第二帝国建立之前就销声匿迹了。对1848年革命的幻觉被打破了以后，产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幻灭(disenchantment，这种幻灭在福楼拜的《情感教育》中得到强烈的共鸣，它创造了新的拒绝入世的条件。为艺术而艺术的捍卫者，像福楼拜和戈蒂埃(TheophileGautier，把纯艺术和社会艺术、资产阶级艺术对立起来--后者在艺术的内容和接受方面都屈从于资产阶级主顾的规范。他们拒绝因创作产业化的文学而受到奴役(目的不是糊口，只对同人的批评做出反应，他们把文学场域的遗世独立，等同于作家拒绝走出象牙塔去行使任何符号权威(这就和雨果之视诗人为先知以及米什莱的预言家式的学者决裂了。
只有到十九世纪末文学、艺术、科学场域达到高度自主，这些自主场域最自主的行动者才认识到，自主并不等于拒绝政治，他们可以以艺术家、作家、学者的身份干预政治。和基佐和拉马丁这些文化生产者不同(这些人事实上成为政客，这些自主行动者是带着一种权威进入政治的，这种权威深深地扎根在其学科的自主性里面，源于学科核心的价值，如伦理上的诚实和专业能力。具体说来，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坚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politicsofpurity，正好构成国家理性(theReasonofState的反题。知识分子：不稳定的综合
这种反政治的政治活动的基础，乃是自主性场域的存在，其根本法则，就是拒绝经济和政治的高高在上：拒绝金钱、权力、荣誉这些目标和价值在自主性场域的支配地位。左拉在德雷弗斯事件中表明立场的时候，这种转变就已经完成了。知识分子已经不满足于通过扩张他们那个头足倒立的世界的界限，以坚持他们对金钱和商业目标的拒斥。现在，他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伦理(特别是与性有关的事情和政治中郑重陈述他们的相反价值。从社会秩序卫道士的角度看，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越界(一些伦理和政治问题还闹上了法庭，波德莱尔、福楼拜还有
1
左拉都碰上了这种事。知识分子以超越和取代狭隘价值观的名义，通过支持左拉对军方的批评(或者像很久以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们通过在121人请愿中公开站在敌人一边，坚持他们有权逾越那些最神圣的集体价值--最惊人的就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为了实践道德领导权，他们从伦理普遍主义和科学普遍主义的不成文法中寻求权威性，有时，还在战斗中推进集体动员，将自己场域的价值观推广到全社会。对知识分子形象起源的上述概述表明，出世和入世(retreatandengagement这两种知识分子特有的、互相对立的行为方式之间的吊诡的综合，并不是一下子发明出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地完成的。这种综合既不稳定，也不确定。它使得文化资本的拥有者，能够退回到一个个由历史的钟摆保证的位置上，也就是说，退回到纯粹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或纯粹的政治行动者、记者、政治家等等的角色上去。这种综合也意味着，这两种对待政治的可能态度之间的平衡，能够从这一事实得到解释：对自主性的需求(这种需求是内在于文化场域的，必须要考虑世俗权力，而这种权力是随着历史和国别的变化而变化的。它们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外(如教会、国家，大型工商企业，也可能存在于文化场域之内，但在文化场域内的时候，它们都掌握在那些控制着特定生产和分配手段的人(出版商、编辑、电台和电视台的行政主管等手中。
历史和国别所带来的变异(variations，是文化场域和统治力量之间关系的函数(function，但这些变异不能掩盖那些常量(invariables，这些常量才是世界范围内知识分子有可能团结起来的基础。同样的自主意志(willtoautonomy，可以在对立的立场上得到表述［一种情况下是世俗的，另一种情况下是宗教的，这儿是入世的，那儿又是出世的(detached］，这取决于自主意志必须对抗的权力的结构和历史。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倘要避免由于偶然的或表面的对立(这些对立的根源是，相同的解放意志可能与不同的障碍发生冲突(2导致分裂，对此就须有清醒的认识。
为控制这些有可能造成分裂的对立，来自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对那些无常权力(transientpowers有清醒的认识，他们必须在与这些权力的关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他们必须学会在与自己传统迥异的知识分子的成果中(特别是这些成果中令人难堪和震惊的方面发掘那些过去或现在因为对抗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这些经验产生的效果，或与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这样意义暧昧的政治运动，或所有对文化活动持敌意的政治活动相对峙而产生的效果。在谈到普遍性的时候，经常有一种危险倾向，那就是只表述一种和特定的知识分子小世界结合在一起的历史无意识。
捍卫自主性的斗争上述的这种历史视角，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今日知识分子境况的视角。今天法国流行的对革命乌托邦的痛苦放弃，在许多发达国家早就发生了。对政治的拒斥--常常和回归宗教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些共产主义国家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并不是什么新现象。这是一种所有可能的步骤都已经玩过了的残局状态，也许会导致一种冷漠的怀疑主义。在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知识分子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常常已经遍历了所有可能的政治位置。但是这种状况也可以揭示一种洞悉(lucidity，这种洞悉与愤世嫉俗的冷漠无关，如果和一种科学地获得的知识结合在一起，还能产生出一种崭新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活动。
知识分子的吊诡性质，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那就是所有寻求强化其政治效果的政治活动，都不得不遵循明显是自相矛盾的路线。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
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因此，知识分子运动的首要目标是，为捍卫自己的利益，为维护保障自主性的必要手段而集体奋斗。然而，某种负罪情结总是把知识分子变成"同路人"(不是无产阶级的同路人，而是号称代表无产阶级说话的二流知识分子的同路人，结果就是知识分子总是强调捍卫首要的普遍目标，而把捍卫自己的利益贬斥为一种法团主义的表现，忘记了捍卫普遍性首先就要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其实，文化生产者必须捍卫对不同的文化生产领域的自主性必不可少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也就是所谓科学、艺术、哲学、法律等等的物质工具和知识工具得以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空间。知识分子不必带着自责和道德迟疑来做这些事，因为，他们通过捍卫知识分子整体而捍卫了普遍性。这里可以举一些知识分子为捍卫艺术家、作家、学者的共和国而应当采取的恰到好处的行动的例子：科学研究者抗拒科学管理者的把持，以捍卫自己对生产和评价方式的控制，而这些科学管理者通常因为自己的缺陷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但却在对研究的逻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试图对研究者进行管制；
对所有研究领域(无论人文，还是科学的前卫生产和发行网络的捍卫，以反抗某些编辑的商业兴趣；
艺术家、作家、学者坚持一种道义准则或一种实际权利，来反抗新闻媒体的崛起，以保护作者不被错误引用或错误表现，等等。更进一步，保护年轻的教
2
授或研究者反抗所有形式的歧视，特别是政治歧视。理性这一历史的产物，必须运用历史性的努力来不断地加以再生产，从而保障理性思想得以可能产生的社会条件不被超验的错觉所破坏，这种超验的错觉往往把理性的普遍结构限制在意识或语言里面。借用一下马基雅维利的观点(根据他的观点，美德是一种公共秩序的产物，在这种公共秩序下，公民对美德感兴趣，有必要运用政治家常常使用的非常实用和具体的方式来不懈地工作。同时，还有必要关注教育节目的内容、教育电视和文化电视的保护这些领域；
对文化保护主义(它阻碍了思想的国际传播进行质疑，以创造一个对理性和真理感兴趣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共和国也非常必要。和哈贝马斯的普遍语用学相反，我们必须提出一种普遍性的政治学，一种理性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c。没有超历史的沟通普遍性这回事，只有社会建构的有助于生产普遍性的沟通形式，这种沟通形式的逻辑已经表现在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的社会逻辑中，而这种公共的、受规制的交流，又通过对发生在科学世界中的那种交流的一般化而得到典范的描述。在科学世界中，竞争，或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组织的：没有人能胜过其他人，除非他有更好的论点、推理和证明，这样就推进了理性和真理。然而，这个纯粹理性的世界并不是上帝创造的。那些今天对人文科学，特别是社会学遇到的困难大惊小怪的人，忘记了自然科学为了生存和延续所经历的大战。一种解放心智的科学，只能在一种使之可能的社会条件下才能得到发展。这种条件预设了，一个民族(nation对另一个民族的支配，一个民族内的支配都应该废除。这些支配形式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那就是把那些不同意占统治地位的科学秩序之隐含前提的人从科学竞争中排除出去，收回拨款或研究贷款，或通过科学规矩仲裁者最微妙的审查手段，都可以导致这种排除后果发生。
制定一种标准对话(measureddialogue的规则，或者制定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并不是一件易事，甚至在最纯粹的学科像数学、音乐、诗歌中也是如此。文化生产的场域有它们自己的垄断和支配关系。学者和艺术家们之间真正的交流，也许只有在所有当事人都付出巨大努力后，才能达到自主和普遍性的理想状态。离数学和诗歌这样的学科(它们的自主性，既由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也由于其事业中缺乏直接的社会"利益"而得到保护越远，离拥有巨大社会影响的社会科学越近，自主性就越难获得，也越难捍卫。如果说建立理性对话的机制很难，原因与其说是研究者没有能够控制他们的欲望、动机和利益，还不如说最自主的从业者不断受到最不自主的从业者背叛性竞争的攻击，这些听命他人的从业者(heteronomouspractitioner，总是能找到途径，通过求助于外界的力量弥补他们的弱点。叔本华认为，最虚夸的背信(rhetoricbadfaith就是去争论一件只能由这个领域的外行才能摆平的事。经济学家，在更大的程度上社会学家也在内，都时常面临着类似策略的威胁。因此，新闻记者、作家和二流社会学家在诉诸常识反对社会学建构的时候，能够指望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社会学的建构，像在任何科学中一样，却是挑战常识的。
因此，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他们把对外部经济、政治和宗教势力的依附引入到学科内部，这些人要不将自己的生产屈从于商业目的，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做出更微妙的牺牲(比如作家，要不就是利用自己同外部势力(比如国家、政党，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样的有利关系来加强对本学科的支配。正是由于他们的活动，外部的规范才取代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殊规范。这种异质性借以入侵文化生产场域的特洛伊木马，往往是这么一些人布下的，这些人，根据该文化生产场域的既定标准，是最被看不起的生产者，他们经常受到诱惑在本场域外结盟，意图颠倒场域内部的权力关系，这些人还最易受世俗诱惑，因为他们最没有前途。的确，如果内部承认并不能绝对保障自主性，它至少可以保护那些它认可的人不受补偿势力(compensatorypowers的企图的伤害，不受这些势力授意的报复的侵害。上述还只是持续威胁文化生产的那些最普遍的机制。如果说今天一个深思熟虑、组织起来的知识分子运动对捍卫文化场域的自主至关重要，那是因为这种自主正处在危险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今天对文化场域的威胁是一种新的威胁。首先，想一想由国家造成的威胁，这种威胁，其实既可能出自敌意，或者意在审查，也可能不过是出自过度的关怀。在文化成为政治的工具和政治所关心的东西(文化部长和文化部门的存在等等就是证明的社会里，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冒着伤害自己的危险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比如，国家答应给学者的职员地位，这可以使他们免受经济的束缚，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更切中肯綮地说，这种新的威胁是由财政的世界对人文和科学的世界越来越强大的穿透造成的，比如，新的庇护形式，以及某些经济企业(那些最现代的，比如德国的戴姆勒一奔驰，还有银行和文化生产者之间新的联盟；
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大学研究者越来越频繁地向外界要求研究赞助，他们也越来越急切地要完成直接符合商业利益需要的任务(比如德国的技术中心和法国的商业学校。
经济对人文和科学研究的控制在学科中变得很明显了。那些依附于大型文化机构(报纸、电台、电视等的生产者，也越来越被迫接受和采用像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他们多多少少无意识地把这样的规范当作知识分子成就
3
推荐访问: 知识分子 未来 历史上 许倬云：历史上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知识分子 许倬云: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及未来世界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