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六书的本质
郑樵《六书略》简论
兰碧仙
【摘
要】宋代郑樵<六书略>跳出许学圈子,从汉字生成的角度详细阐发六书说,第一个专章系统阐述兼书说,第一个用六书统领一切文字,开创了颇具特色的六书之学.郑樵依托金石文字对具体的汉字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郑樵对汉字研究的得与失为我们今日研究评价中国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期刊名称】《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0(027)003【总页数】5页(P33-37)
【关键词】郑樵;《六书略》;六书;汉字阐释
【作
者】兰碧仙
【作者单位】集美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福建厦门,361021【正文语种】中
文
【中图分类】H122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第一部体例谨严、博大精深的经典著作,学者历代传习,奉为圭臬。但这种神圣性自唐宋始受到冲击,宋代郑樵撰《通志·六书略》,持着“凡许氏是者从之,非者违之”的态度,对许慎的见解多有批评、背离。后人对郑樵多持否定态度。最早给予较公正评价的是唐兰先生,他说:“郑樵是第一个撇开《说文》系统,专用六书来研究一切文字,这是文字学上一个大进步。”[1]21从此,学界开始比较客观地看待郑樵文字学成就。本文将在前辈时贤研究的基础上
继续申发,希望能够合理评价郑樵在文字学方面的学术价值。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西汉目录学家刘歆认为六书的本质是“造字之本”,他的观点简略地存于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东汉许慎对六书作了解释,但没明言六书性质,分析字形也只用指事、象形、形声、会意四书。于是六书的指向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实郑樵在《六书略》中就有意识地从汉字孳乳、生成的角度阐发六书。他一开篇用六书图直观表现汉字生成主要途径,全图有六条主脉,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谐声、假借”。每书再分几个小类,如“象形”分为“正生
”、“侧生
”与“兼生
”。每一书都出现“生
”字,此“生”字应是创造、孳乳之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郑樵对“泉”字解释中看出:“泉,本钱字,象钱货之形。自九府圜法行,然后外圆内方,此实钱也,借为泉水之泉。所以生字,皆以取义。”①“侧生”、“兼生”等称谓同中有异,与“正生”相区别,表现了郑樵对一般造字法与特殊造字法的认识。郑樵对六书的阐释填补了“六书为造字之本”论断在宋代的断层。
郑樵备叙许氏“语焉不详”之说,是中国文字学史上首位详述六书之人。郑樵对“六书”的阐释丰富细致,善于用比较的方式来区别六书的主要特征,如:从“书画比较论”的角度阐释“象形”,“书与画同出。画取形,书取象。画取多,书取少。凡象形者,皆可画也。不可画则无其书矣。然书穷能变,故虽多而得算常少,书虽取少,而得算常多”,认为“画”出来的文字是一种简单的、抽象的“象”,无需像图画那样描摹对象的原形原貌。从“文与字”、“形与事”的比较中阐述“指事”,“指事类乎象形。指事,事也。象形,形也。指事类乎会意,指事文也,会意字也。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形可象者曰象形,非形不可象者,指其事曰指事。此指事之义也”,认为指事字意义指向“事”,形体指向独体之文。从“文与字”的比较中推出“会意”,“象形、指事文也。会意,字也,文合而成字”。从“声与义”的角度区别“会意”与“谐声
”②,“会意者,二体俱主义,合而成字也”,“有同母之合,有异母之合,主意则一”。
“文合而成字,文有子母,母主义,子主声,一子一母为谐声,谐声者一体主义,一体主声。”从是否设立类属来区别“转注”与“谐声”,“谐声、转注一也。役它为谐声,役已为转注。转注也者,正其大而转其小者,正其正而转其偏者也”,他认为“转注”与“谐声”不同在于转注的类首字与下属字属同一意义范畴但意义存在偏差,有“大”与“小”、“正
”与“偏”之别。至于“假借”,郑樵认为“假借”纯属表声,“假借”可弥补其它五书之不足,“声则无不谐矣,五不足而后假借生焉”。这一点与清代孙诒让看法相同,孙氏认为“假借”是造字之初为了解决造字之穷而采用的变通之法。
郑樵对六书每一书都作了分类,这些分类有的繁琐不当,但就是在这些不够完善的分类中,他敏感地注意到复杂的造字、用字现象。例如郑樵最早提出“谐声”里有一类是“子母同声”字,如“孳、啎、剴
幾、咠十”,这是传统六书理论无法解释的文字现象。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学者们逐渐承认这类汉字的存在,例如裘锡圭先生称这种由都是音符(声符)的两个偏旁组成的字为“两声字”[2]108。不过郑樵虽最早提出“子母同声说”,但仅指出这些字的音切和字义,而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说[3]120。再如他将假借分为“无义之假借、有义之假借、双音并义不为假借”三大类,裘锡圭先生认为“双音并义不为假借”一类,“所收之字大部分就是我们所说的同形字”“同形字是由于形借而产生的同形现象”[2]209-210。郑樵将“有义之假借”分为“同音借义、协音借义、因义借音、因借而借”等四个小类,其中“协音借义”和“因义借音”则关系到词的变性改读问题,如“中之为中(去声)”和“以有恶(入声)也,故可恶(乌路切)”。词的变性改读问题,属于因音借形,因为上古字少,词之异性异义而同体现象便多(如动名同字、形名同字)[4]89。他将转注分为“建类主义转注、建类主声转注、互体别声转注、互体别义转注”等四类,其中“建类主声转注
”,如“弌、弍、弎
”、“鳳、凰
”、“糴、糶”,其实是涉及到汉字的类化现象,“互体别声转注
”与“互体别义转注
”,如“本、末、朱
”、“旻、旼
”,则是
涉及到汉字的组合方式问题,相同的汉字部件因不同的组成方式而形成不同的字。
由于汉字孳乳情况复杂,用传统六书分析,有严格吻合的,也有不大吻合的,郑樵跳出许学圈子,第一个专章系统阐述兼书说,来探讨汉字生成之途径。兼书说研究触及到了汉字演变中的一些实质问题,是当时学者从六书角度对汉字发展演变、汉字性质等问题的一种把握,是对文字中的特殊现象的一种特殊的认识[5]220。《六书略》中仅象形、指事、谐声三书有兼书:1.象形类兼书分为“形兼声”与“形兼意”两类。“形兼声”的表现形式是:象形字加上声符或意符,所形成的新的形声字的音义与初文的音义相同,如“齒、箕、齨、渊
”等。“齒
”,甲骨文作“”、“”、“”[6]2146,象口内齒牙形,后加“止
”为声符,遂变成形声字。“臼”表齨齒,后加意符“齒”。从郑樵所举的例字来看,他所说的“形兼意”主要是“比形会意”的会意字,即通过构字偏旁的形象来会意,如“戒、舂、舀、臽、兵、弄
”等。郑樵在重形体表意的象形类中列出“比形会意”一类,并用“形兼意”这一名称来特别指称。2.指事兼声分为“指事兼声、指事兼形、指事兼意”三类。关于“指事”的定义,郑樵理论阐述得比较清楚,应为“爪(抓)、刃”之类的独体之文,但郑樵将这类字都列入象形,而“指事”条例下的字绝大部分为会意字。同样,指事兼类多为会意
(少数是形声)字,如“用、庸、甫、吏、父、申
”。所以,从指事、指事兼类、会意三条例所领属的汉字来看,其实绝大部分的构形方式是相同的,可整合成一类。3.“谐声·声兼意”列举了“声中有义”的形声字,如“趾、禮、祰、祏、祫、禘、禜”等。“声兼意”造字法一方面要遵从形声造字法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声符要具有明显的表意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形兼声”、“声兼意”粗具“右文说”思想。郑樵调整了许慎的540部部首,删除了一些充当部首的声符(如“丩、臤、疋、左、井、司、后、辟、毌、交、垚、劦、辡
”等),将部首减至
276部。这些部首表示意义范畴,“与声谐”而成“一体主义,一体主声”的形声字。例如《说文·臤部》仅收“緊、堅、豎
(竖)”
三字。郑樵取消“臤
”部,将“臤
”所领属的字列入各书中,“谐声·声兼意”有“”、“緊
”二字,如
:“,牛不从羈,谓之”、“緊,《说文
》,‘緊,缠丝急也。从臤从丝省。’”“、緊
”两字的意义与声符“臤”(表示“紧
”、“坚
”义)有关。不过可惜的是尽管郑樵发现了“声中有义”现象,但并不能深入为系统理论。而同时代的王圣美《字解》提出了右文说,元代戴侗撰《六书故》提出“因声以求义”训诂原则,清代的学者更是凭借古音韵学的研究功底,将“右文”说推阐得淋漓尽,以声读之法尽文字假借之妙。
郑樵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六书理论,而且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用六书来编排汉字的人。在《六书略》中他分析了24235个字汉字,象形字608个,指事字107字,会意字740个,谐声字21810个③,转注字372个,假借字598个。他对汉字进行全面的爬梳,暴露了六书的局限性。“汉儒的六书理论,本是演绎的,没有明确的界说,经他(郑樵)归纳过一次后,这种学说的弱点,就完全暴露出来了。”[1]21六书理论无法涵盖所有汉字的生成方式的,但正是这种弱点大大地启发了后代学者的研究思路,促使科学的汉字生成理论和汉字结构类型理论的形成,例如唐兰先生从郑樵“象形”、“指事”说中受到启发,提出应该涤除“指事”这一类别,用“三书说”代替六书说[1]88。
郑樵六书理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开拓了一片崭新的研究领域。在他的影响下,文字学结束了仅仅仿效《说文》编纂字书或为之作传的阶段,六书学成为宋元明时期汉语文字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出现了一大批以六书为名的文字学著作[7]220,还有很多论著虽没有冠以六书之名,但对六书学问题有所论述。六书理论以及相关文字学研究在宋元明文字学研究的消沉时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
杨树达先生认为许书存在“形义分析”方面的不足,主要是因为“原始之字形,其于义也,必相秘合,此其显证也。及字形差误,义不可求,则以形违而失其意也,或义失本初,形难吻合,则因义失而徒具其形也,于是妄说起而大道乖矣。”[8]10可见,原始字
形与字义有着很密切的联系,由于时代的限制,许慎见到小篆以前的古文字资料并不多,对有些汉字作出了错误的解释。铜器铭文在宋代大量出土,金石学的兴盛,为文字研究者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古文字资料,因此郑樵能够站在比许慎更高的层次上研究文字。他以《说文》为参照对象,依托金石文字,对汉字的形音义进行了一番梳理,其释义行文简洁:有的直接引用许氏的观点;有的选择可取之说
(其中标明引自《说文》的有一千多条,占全文总数近50%,还有不少解说出自《说文》但尚未注明);有的提出新说,起到校补《说文》的作用,例如他对“丘、册、舌、酉、斤、禾、麥、玉、一、衣、田、木、户、要、舌、杏、熊、云、丙、辛、帝、不、元、我、牢、家、止、步、立、夭④”等字的分析都要优于《说文》:如“丘”⑤,许慎认为“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从北从一。一,地也。人居在丘南,故从北,中邦之居在昆仑东南。”而郑樵释为“象山丘在地,一,地也”。“丘”甲骨文作“”[6]1208,象小山丘之形,后渐渐演化成“北”。许氏根据小篆的形体解释,显得牵强附会。再如“册”,许慎认为“册,符命也。诸侯进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郑樵释为“以韋编竹为书”,甲骨文“册”为“”[6]2935,由几条竖线和横向的曲线构成,竖线表示竹简,横向的曲线表示把竹简编成册的皮绳,意为简册,后来特指为皇帝的诏书。因此郑说为本义,许说为特指义。又如“元”,许慎释“元”为“始也”,而郑樵释为“人头也”,《甲骨文字诂林》对“元”作了详细解释
,“‘’即元字,《说文
》对于‘元
’字形体的解释与其初形不符。商代金文作‘’,即突出人首形,‘勇士不忘丧其元’,此即用元字之本义。”[6]63因此郑说为本义,许说为引申义。
剔除阴阳五行学说等神化色彩,更为客观、准确,如《说文》:“禾,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时之中,故谓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从木从垂省,垂象其穗。”而郑樵删除了“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等带有阴阳五行学说色彩的说法,释“禾”为“象根叶垂穗之形”,与甲骨文“禾”作“”[6]1417不谋而合,后罗振玉
先生《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亦持此说。“麥”字也是如此,《说文》释为“芒穀,秋种厚薶,故谓之麦。麦,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从来有穗者,从夂”,有关“麥”的文化阐释郑樵弃之不用,纯粹从字形上分析,释为“从来,象其实也,从夕,象其根也。”又如许慎将“一”的功能神化,认为“惟初太始,道立於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故於一之类则生元、生天、生丕、生吏”。郑樵对此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一”既表示数字,又可作为一个符号代表不同的对象,“一,数也,又象地之形,又象贯物之状”,所以这些汉字,并不是由“一”滋生的。郑氏对象形字、指事字的释义比较简略,一般点明本形本义即止,未做更多的语言文化的阐释。这与随后的戴侗很相像,戴侗甚至认为会意字都可直接从形体上考知字义。他说,象形“求其义于形可也”,指事“求其义于事可也”,会意“求其义于意可也”(《六书故·六书通释》)。
删却许慎声训方面的解释,整部《六书略》除了“羿”外,没有一处使用声训来训释字义。所谓声训就是用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词)义,声训法的运用基本上突破了据形求义的局限,但如果过于随意将两个同音或音近字相比附,就会成为无稽之谈,如许慎认为“衣,依也
”,“木,冒也
”,“户,护也”。郑樵释“衣”为“象人披衣之形”,甲骨文“衣”作“”[6]1902,象衣服之形;释“木
”为“上象枝干,下象根荄”,甲骨文“木”作“”形[6]1349,正象树之形状;释“户
”为“阖为门,偏为户
”,取义于《说文
》的“护也。半门曰户
”,甲骨文“门
”作“”或“”[6]2167,户作“”或“”[6]2076,与郑说吻合。
例如“舌”,许慎认为“在口所以言也,别味也。从口从干,干亦声”,郑樵归入象形,曰:“象吐舌之形。”甲骨文“舌
”作“”或“”[6]689,象张口舌向前伸之形。再如“牢”,许慎认为“从牛,冬省,取其四周帀也。”郑樵认为“此象圈养之状。《说文》谓从牛冬省,取其四帀之说谬矣”。甲骨文“牢”作“”[6]1504,字形象一头牛被关在栏圈状,为会意字,因而郑樵的看法是正确的。又如“杏”,许慎认为“从木可省声”,郑樵归入会意,并按曰:“从可亦不得声,从口木实之可食者。”又如“要”,
许慎认为“从臼交省声”,郑樵归入象形,曰:“《说文》,身中也。象人要自臼之形。”后段玉裁亦从郑说。
许慎在六书条例中虽然对假借做了很好的定义,“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但是他所举的“令、长”两字是引申关系,并非假借,在《说文》全书中也没有其它明确标明为假借的例子,反而屡次将假借现象曲解为引申,如“来”,本义为麦子,假借为来去之“来”,而许慎解释为“来,周所受瑞麦来麰……天所来也,故为行来之来。”以致后人对假借概念很含糊。郑樵能够不固囿于旧说,将假借分为“同音借义、协音借义、双音并义不为假借”三大类。他甚至明确列出“十日之借”、“十二辰之借”和“语辞之借”这三个小类,认为语气词、表示天干地支的字都是假借他字而得的,“书者,象也,凡有形有象者,则可以为象,故有其书,无形无象者,则不可为象,故无其书,语辞是也。语辞之用虽多,而主义不立,并从假借”,“日辰之类皆虚意难象,故因音而借焉
”。例如他认为:“云,雲也
”,“丙本鱼尾
”,“辛被罪也”。被借字都有本义,所以解释这些字的本义则应从字形出发,“云,古雲字,象其形,后人加雨,故以云为云回之云”,即“云”、“雲”是假借关系,“云”被假借做“云回”之“云”后,用“雲”字来表示本义
(不过到了现代“雲”又简化为“云”)。郑樵认为“丙”的本义为“鱼尾”,“辛”的本义是“被罪”,目前对这两字的本义学术界尚存争议,但郑的观点现今仍可备一说[6]2051、2494。
综上所述,郑樵不仅在六书理论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而且在具体汉字的阐释上做出了较为科学合理的分析。虽然郑樵《六书略》存在诸多不足,比如郑樵对一些汉字也未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他释“天”为“一大为天,象天垂示之形”,甲骨文“天”作“”[6]210,本义是人的脑袋。释“尸”为“主所祭之神而托于人,故象人之形
”,甲骨文“尸
”作“”[6]7,象人屈膝之形。但他勇于突破传统思想的樊篱,不迷信盲从《说文》,对许学采取了客观、冷静分析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他对汉字研究的得与失为我们今日研究评价中国文字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
①郑樵对“泉”的本义与假借义理解有误,“泉”的本义应为“泉水”,假借义为“钱货”。
②郑樵将“形声”称之为“谐声”。
③不过他仅列出496个谐声字。
④“帝、不、元、我、牢、家
”等字
,“止、步、立、夭
”等字,张标先生、裘锡圭先生各在他们的文章中提及,都认为郑樵释义胜于许慎,见参考文献[9]和[10]。
⑤以下汉字的阐释主要依据《甲骨文字诂林》和《汉语大字典》,见参考文献[6]和[11]
【相关文献】
[1]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3]叶玉英.论双声符字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厦门大学学报,2005(1):119-124.[4]杨清澄.论郑樵六书学说之不足[J].学术论坛,1999(2):85-89.[5]党怀兴.宋元明六书学研究[M].西安:陕西师大学出版社,2003.[6]于省吾.甲骨文字诂林[Z].北京:中华书局,1999.[7]林志强.汉字阐释[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8]杨树达.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9]张标.论郑樵的《六书略》[J].古汉语研究,1997(2):29-34.[10]裘锡圭.文史论丛——上古思想、民俗与古文字学史[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44-145.[11]徐中舒.汉语大字典(缩印本)[Z].武汉:湖北辞书出版社,1996.
篇二：六书的本质
论“六书”假借及其与通假的区别
作者：唐荣
来源：《文学教育》2018年第17期
内容摘要：“六书”假借是给词配备书面专用文字的一种方法。“六书”假借所借字是借表之词的常规用字。“六书”假借的出现和运用，弥补了表意造字的不足，而假借所致文字职能的交接转移属于古今字的范畴，临时借用属于通假字的范畴。
关键词：“六书”假借通假本字常规用字
假借是怎样一种表意形式呢？《说文·叙》“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1】25是说语言中的某词本来没有字来进行表示，相反，我们使用现有的单词来记录语言中的另一个音节或近单词的现象。
假借现象在古书的运用中十分复杂，除了本文所要探讨的“六书假借”（“本无其字的假借”）之外，还分为“本有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假借”是指某个词本来有专门的某个字对其进行表示，但却不用，而是借用了另外一个音同或者音近的字来表示的情况。【2】这类假借同时又有临时借用和久假不归的两种情况，加之假借字往往与古今字和通假字含糊不清，界线不明确，所以这样往往使人不能很准确的对其三种字加以区分。所以本文以“六书”假借为中心，对其进行简要的讨论。
一.“六书”假借的实质
“六书”假借是满足书面记词的需要，实现书面语词有定字，字表专词的重要手段。在学术界关于“六书”假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六书”假借是属于造字法呢还是属于用字法呢。汉代人将“六书”假借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一起视为“造字之本”，汉代人这样进行分类是着眼于汉字的记词功能，是从写词法的角度看待“六书”假借而得出的结论；而清代人戴震则认为“六书”假借是属于“用字法”的范畴，戴震提出了“四体二用”说，他将“六书”划分成了两个层面，认为“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属于造字法的范畴，而“六书”中的转注与假借是属于用字法的范畴。[3]342-354“四体二用”则是以字体结构为着眼点，用静止的、共时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所得出的结论。以上对“六书”假借的不同说法都是有道理的，二者的不同之处只是将记词的两种手段进行了区别。
“六书”假借很好的解决了某些词无字可记的局面，而在这一点上它是一种和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同样重要的写词法，而汉代人将“六书”假借视为造字法，正是强调了写词法的作用。[4]157-163之所以有人认为“六书”假借是不造字的造字法，这种理解也是说得通的，因为“六书”假借的确不造字，它只是借用音同或音近的字为某个词进行记录，而造字的目的也是为了书面记词的需要，二者之间并不冲突。而“六书”假借与其他类别的假借现象却有本质的不同，就拿“六书”假借（又称本无其字的假借）和“本有其字”的假借进行对比：“六书”假借是为“造字”标词的一种手段，为了能够创建新的字词关系，[5]而“本无其字”的假借则是改字标词，往往是对已有字词关系的破坏，区别为职能的转移交接以及临时性的替代两种情况，正因为如此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不能够准确地区别古今字和通假字。
二.“六书”假借的作用
文字的记录作用是第一位的，文字作为社会记录的交际工具，文字符号系统越来越适应语言。[3]25-27语言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声音为外壳，以意义为内容的，人们在口头交际中是用一连串的和意义结合的声音信号来传递信息的，在语言中，语音既是词的体现形式，又是词的传递形式。
篇三：六书的本质
龙源期刊网http://www.qikan.com.cn例谈“六书”理论在初中语言文字运用之意义
作者：卜红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18年第01期
《现代汉语词典》中将“语文”解释为“语言和文字”，表现在新课改，渗透在日常教学，反映在检测中最突出的部分便是语言积累和运用这一部分，主要包括字音、字形、字义的辨识、理解和运用等几个方面，这也是语文教学之基础和本质。
然而，随着网络的普及，多元文化对母语的冲击，学生逐渐淡化语言运用规范意识，导致别字横行，成语误用，词不达意等语言文字运用失范现象。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得更新语言文字教学的理念，扭转以往常规的教学模式，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作为一线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反复摸索和实践，追本溯源，意识到汉字的表意性质，将传统“六书”理论与现代语言文字教学相结合，有意外的收获和欣喜。
一、“六书”理论与初中语言文字运用教学概述
所谓“六书”，最早来源于《周礼》中六艺的一种，是前人对周秦时期造字方法的阐述，随后，班固、郑重、许慎三人进行了评说。其中，分析最具体详尽的当属许慎。
《说文解字·序》中，许慎解释“六书”为：“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通过“六书”对汉字进行解读，从形体结构的角度将汉字的本义和引申义结合起来，为我们清晰地呈现了母语的造字、用字方式和发展规律。《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运用“六书”来分析汉字的专著，历经沧桑。百家争鸣，多角度的解析，使其不断发展，产生各种新的理论学说，但无论如何，汉字的性质仍然没有改变，它仍然以音、形、义为基础，属于表意类的文字，它的系统性、规律性、文化性对当下语言文字教学仍有着现实而丰厚的意义。
2011年国家颁布了新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新标准》，新课标要求7—9年级学生能够累计认识常用汉字3500个左右，其中，会写3000个左右。同时，初中文言文与古诗词等大量增加的趋势，对学生掌握运用汉字（听说读写）提出了质的要求。文言文及古诗词有丰富的内涵和底蕴，仅凭浅层次的识记背诵，容易混淆，且达不到语文课程对学生素养的提升，故而，结合“六书”理论进行语言文字的教学活动，可能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六书”理论在初中语言文字教学中的运用
篇四：六书的本质
“六书”与古代语文识字教育
一、“六书”的含义及其实质
“六书”一词，最早出自《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但只有“六书”这样一个笼统的名称却无具体称谓，关于“六书”的具体称谓到汉代才有记载。汉代解释“六书”的有三家：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许慎的阐述特别详细，而且给“六书”的细目进行了定义和举例阐释。他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为，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以上汉代对“六书”的阐述有两个明显的不同点：一是指事、会意、形声的称谓不同；一是三家称谓的顺序不同。这些不同体现了三家对某些称谓认识的差异及对各种称谓的字产生的先后有不同的看法。但据唐兰先生考证，三家之说同出一源。而后人在阐述“六书”理论的时候，是依据了班固的顺序，许慎的称谓，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的实质是什么呢？后人认为：许慎“六书”说的原意表明传统六书说从本质上讲是总结汉字形义关系的理论，阐述了六类汉字的形义关系。
二、“六书”对古代语文识字教育的影响
从以上对“六书”含义和本质的认识，可以发现“六书”对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有很大的影响。
1.“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素材和教育内容
“文字之意，总归六书，故曰立字之本也”，可见“六书”是立字的根本。所谓“立字”，就是造字，所以我们可以说“六书”是造字的根本，是文字产生的基础，是文字形成的关键……总之，文字与“六书”有密切关系。
“文字之始作也，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音必先乎形”；“有义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形，造字之本也。形在而声在焉，形声在而义在焉，六艺之学也”。这里首先阐明的是文字的音、形、意的关系，即文字的音、形、意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彼此是不可分割的；其次表明了字的音、形、意的问题是“六艺”之学，即“六艺”的内容，准确地说是“六艺”的内容之一。
许慎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可见“六书”为古代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六书”不仅是识字的“书”，是学习语文入门的“书”，更是古代语言、文字教育的最基本素材。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它是古代教育的基础。
夏商时代，文字读写教育开始兴起，而“字之初造，本无成法，期于达意。”造字的目的就是为了表情达意，也是“皆取其切于日用”。有关研究表明，最初的文字符号可能就是先民表达思想意念的东西。文字的产生究竟处于何种原因，我们不必考究，但从“六书”所阐述的有关内容来看，它无非就是为了交流思想、表。许慎认为造字之初，指事为先，所以他把“指事”放在首位也不是偶然的，即造字首先是为了指称事物。教育也从认识事物开始，所以文字是教育的工具，也是教育的基础。文字的产生又与“六书”有着特殊的关系，所以说“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最基本的教育素材。
如前所述，早在夏商时代，文字的读写教育就已经开始兴起。西周时，有国学和乡学之分，国学学习的科目有“德”、“射”、“礼”、“乐”，这些科目没有一门不与语言、文字教育密切相联。学书，就是学习识字、写字。乡学以“小艺”为主要学习内容。而所谓“小艺”就是“书、数”，“书”就是写字。当然，说是写字，实际上也包括了识字、写字课的教学内容。秦汉时代，正音正字、解释词义被称为“小学”，《汉书·艺文志》把它列为“六艺”九种的最后一种，认为它是读经的需要，可见当时对识字写字教育的重视。秦代编写字书和识字写字课本，《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就是当时的杰作。识字写字教学到汉代进一步得到重视。汉初有“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还要用各种书体进行考试，考得最好的用作尚书御史史书令史”的明文规定。汉代有“书馆”，就是教学写字的地方；有“书师”，就是教学写字的老师。当时的“学书”也就是学写字（包括识字）。而当时用作识字教育的教材《仓颉篇》、《急就篇》都是根据“六书”所揭示的有关文字形成和发展的知识，对文字进行分类编排。而且，识字教育包括了认字和写字，无论是认字还是写字，都必须认识字的读音、形体并了解其意义，这恰是“六书”造字的基础和本意。从当时识字教材所涉及的知识来看，以《急就篇》为例，其知识的密集度和容纳量是比较大的，包括有100多个姓，400多种器物名称，100多种动物，60多种人体部位器官，70多种疾病药物名称，还有官名、法律知识、地理知识等，以这些内容作为识字的内容和基础，也正是遵循了“六书”造字指事为先的规则，即从认识事物及其名称开始。后来的识字教材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也没有摆脱“六书”所说“造字之初，指事为先”的影响，他们的内容编排也都是从认识事物开始的。当然，“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内容并不仅仅表现在认识事物这一点上，“六书”所讲“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包含了丰富的知识和内容，因为一个字也许就是一段故事，就是一种象征，所以诸如文字源流、音韵、事物名称、礼仪制度、各种知识等等都被包括在了“六书”之中，而这些内容应该已经包括了当时识字教育的所有内容。这从当时的识字教育注重实用、知识面宽、把识字教育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进行的方法就可以得到证明。
所以说“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基本的教育素材和教育内容。
2.“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
（1）集中识字
王筠《教童子法》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古人读书，先从识字开始，启蒙阶段，多取集中识字方法。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而且数量多，结构繁，难写难记又花费时间。这给汉字的学习和教育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开始识字只能一个一个的识，速度慢，尤其在古代，没有任何教学仪器，没有其他的教学手段，没有一个注音识字的工具，如果让儿童去学一个一个的不直接表音的单字，那会是十分困难的，而且枯燥乏味，引不起学习兴趣，勉强学了，也不容易记住，要让识字的速度快起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情。而那时候（五六周岁、七八周岁）的孩子，口头语言已经很丰富，而识字的速度却不能满足求知的需要，这就使识字教育与早期教育之间产生了很大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在识字教学方面另找出路，于是，他们艰苦地走向“量化”的方向，找到了两千字这么个初步的数目字。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尽可能短的时间（一般是一年到一年半）集中认识这两千字再说，这就是他们探索出的教学方法——集中识字。
（2）分类识字
集中识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得讲究一定的方法。清人王均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先取象形、指事之纯体教之。识‘日’‘月’字，即以天上日、月告之；识‘上’‘下’字，即以在上在下之物告之，乃为切实。纯体既识，乃教以合体。”由此可见，古代识字教育的方法和步骤即是按照合乎汉字构造规律的方法来进行教育的。既先教纯体，再教合体，而这正是“六书”所归纳的汉字的发展阶段的体现——由独体为文到合体为文。
先教纯体字，再教合体字。所谓纯体字，就是许慎“六书”中说的独体字，这种独体字包括了“六书”中的指事字和象形字。也就是说识字教学是从教儿童认识事物及其形状开始的，这在现在看来，应该是符合儿童的认识和思维习惯的。人们正是循着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来形成知识和经验的。早在秦代，识字教育就已经知道采用分析的方法，将汉字分为若干类，同类的字放在一起教。这种分类，根据《仓颉篇》、《急就篇》的内容来看，有三种分类的方法，一是按照事物分类，将意义相近的字编在一起，如《仓颉篇》将事物性质相近的字编在一起；《急就篇》把事物相近的字编在一起。这种分类方法恰好又与许慎所归纳的人们对汉字发展规律的认识结合在一起了，即文字的形成首先是从记事开始，并因此产生了指事字。二是按字形分，将偏旁相同的字编在一起，即按照声旁相同的字或是形旁相同的字编在一起。把声旁相同的字编在一起，暗含着“类而韵之”（押韵）的意思，这种分类也是符合汉字造字规律的。根据“六书”的阐释，它大概涉及的是形声一类的字。三是把汉字按形体和使用分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等几个大类，这种分类的方法依据就更为具体明确了，而且也表明了识字教育与“六书”的密切关系。据此，我们可以说“六书”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便利的捷径，也提供了分类的依据。
王均所说“先教纯体，再教合体”，实际上体现了六书所归纳的汉字的结构规
律和发展规律，即由指事、象形的独体字到形声、会意的合体字再到表用字的转注和假借。此过程也可表示为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
3.古代语文识字教育的独特方法——使用整齐韵语
使用整齐韵语，就是《急就篇》所说的“类而韵之”，即用三字、四字、七字句，并且将押韵的编成一句，这样句式整齐而又押韵，从声音和内容上都给人以鲜明的印象，使人容易联想、记忆。这种使用整齐韵语的方法又必须考虑到文字的音义关系的问题。对此，古人早有认识。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今者观是书之成也，不惟字得其古人音韵，抑又多通古义。许叔重之论假借曰：‘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夫六经文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训诂音声，相为表里；训诂明，六经乃可明。”意思是：语言的音义与文字的形音义是互相依存的，所以说声义同源，古人字少，所以多用假借字。因此，识字不能只拘泥于字的形体和意义，必须考虑到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只单纯地掌握哪一方面，偏向于哪一个侧面都是有碍于识字教育的。而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汉字的特点，注意到了“六书”有谐声的特点，并以此进行有效的识字教学。这就是与“六书”有关的又一种识字教学方法——使用整齐韵语。从《急就篇》“类而韵之”的体例，到后来的识字教材《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都采用了这种“使用整齐韵语”的方式进行编排，也采用这种方法进行教学，并且使这种识字教学的方法成为一种宝贵的经验影响后世。
总之，六书阐述了六类汉字的形义关系，它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基本的教育素材和教育内容，为古代语文识字教育提供了切实有效的教育途径和方法。
（文世琼，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篇五：六书的本质
汉字六书的具体内容有哪些？是汉字发展壮大的过程
文·段宏刚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形态之一，也是从上古时期诞生的众多文字里，到目前还在使用的文字，距今已超过6000年历史。
由于汉字具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力，在历史上不断向周边国家的语言体系辐射，以至于目前东亚文化圈许多国家的语言里，少不了汉字的衬托，如，日语里的表音符号假名，常常用汉字来书写日本人的名字。越南京族语里的喃字，是仿照汉字结构原理重新创造的一种文字。韩语里的表音文字谚文，虽然属于拼音文字，但在结构组成上，具有汉字的形态。汉藏语系羌语支系的西夏文，在形态上完全就是汉字的孪生兄弟。女真族的语素文字女真文，借助汉字笔画来拼写，在形态上也属于汉语的孪生兄弟。
甲骨文
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等阶段，完全按照化繁为简的过程在演进，变圆笔为方笔，简化笔画和结构，最终让其达到易认、易写、易记的要求，成为优质的书面交流工具。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汉字的形成过程相当漫长，经历了甲骨文、说到汉字的产生过程，就不得不说六书。
六书是指汉字的六种造字方法和构成方式，按照诞生时间顺序，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六书”最早的出处来自儒家经典著作《周礼·地官》里：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虽然出现了“六书”的名称，但具体指代什么内容并没有阐述清楚。
直到汉代，六书才有了具体的内容，就是汉字的六种类型。
金文
班固（32年——92年）的功劳，其中，六书的名称由许慎命名，字数排序则由班固归纳和排列。
这六种类型的确立，是东汉著名学者许慎（58年——147年）和据统计，到目前为止，汉字字库总共收录汉字达到91000多个，而常用汉字不过3000多个，这3000多个汉字能满足99%的书面语言的使用。反观所有汉字，它们的形态都包含在这六书之中，其中，以象形字最为常见，更容易理解。
说到象形字，就绕不开“仓颉造字”的故事。
相传，汉字是由三皇五帝时期，黄帝的史官仓颉所创造。
在原始社会早期，人们用“结绳记事”的方式来记录生活，随着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经历的事情越来越复杂，智力越来越发达，结绳记事已经无法满足记录生活的任务，于是，仓颉带着使命去创造文字。
仓颉造字
仓颉走进大自然，风餐露宿，以日月星辰、飞禽走兽、花草树木为伴，通过长期观察它们，根据它们的造型特征，尝试着创造出了第一批汉字，这些汉字就是象形文字。
象形字也叫图画文字，是汉字构成的基础，文字的形状跟指示对象的形状十分相似，依靠物象的形状来表达含义，是象形字的本质。
常见的大多数汉字属于象形字，它们都是独立的字体。比如，日、月、水、火、山、田、口、门、马、牛、羊，等等。在甲骨文和篆字
里，象形字更接近物象的本来造型。
虽然象形字看起来很直观，看到文字就能领会含义，但是，象形字有不少局限性，无法表述抽象的东西，大象无形，即使对于很大的、具象的物象，象形字也很难表述出来，比如，宇宙、天、地、江河湖海，等等，因此，随着时代发展，汉字由表形进入了表意，由具象变成了抽象，于是，就产生了其它造字方法。
大篆
指事字是一种抽象的造字方法，当某个具体形象无法画出具体形状时，就只好以抽象的符号来代替，引导人们去领会它的意思。从本质上讲，指事字只表达物象的含义属性，不表达图形。
在造字法则上，一些指事字采用简单的符号来表示意象的东西，比如，一、二、三、上、下，等字，它们属于指事字里边的独立字体。
还有一些指事字往往通过增减象形字的笔画，来完成造字目的。比如，“中”字，表示把某个物质从中间划一条线均分成两等分，再如“刃”字，在“刀”字上加上一点，表示刀口。还有甘、元、示等字，都属于这个类型，是指事字里的复合字体。
会意字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汉字进行组合后，形成的一种新的汉字形态，有效补充了象形字和指示字的单一性和局限性。
隶书（曹全碑）
由于集合了象形字和指示字的优点，文字可以形成多种组合形式，因此，会意字能表达出更加丰富的抽象含义，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更生动、更具体。
比如“男”，一个人在田里劳动代表男人。“妇”，拿着笤帚打扫房子代表女人。“林”、“森”，树木集中而茂密就形成森林。把一个人关在深宅大院里就成了“囚”。一群人就成了“众”。从自己内心发出来的呼吸就称为“息”。等等。
形声字是一种复合造字方法，由形旁和声旁组成，形旁指代字形的来源属性和基本含义，声旁表示字的发音来源。形声字由两个以上的偏旁组成，造字方法非常科学，看到字体就能猜出读音和意思。
因为汉字都是单音节字，有许多同音不同义、不同形的字体，为了满足这些要求，形声字一经发明后，就得到了大力发展，是目前汉字中最多的一种字形。
楷书·褚遂良《雁塔圣教序》
带偏旁部首的汉字，绝大多数属于形声字，比如，所有树木都带木字旁，松、柏、椿、桦、杨、樟、柳、桑、李、桃，等等，看到这些字，完全能明白它们指代一种树木，也能猜出它们的读音。
又如，跟水有关的物质都带三点水，跟土地有关的物质带提土旁，跟金属有关的物质都带金字旁，跟石头有关的物质都带石字旁，等等。
转注字和假借字的造字方法基本类似，都是指一些字本身并没有被创造出来，然而，人们在生活中，却遇到了一些无法表述清楚的抽
象意念，只好借用已有的汉字字体，来表达这些新产生的意念。
转注字和假借字在汉字形态中非常少，使用的更少，因此，几乎可以忽略它们的存在。只要掌握形（象形字）、声（形声字）、意（会意字）、事（指事字）四种汉字构成形式，就足以了解汉字的来龙去脉。
篇六：六书的本质
论传统“六书”之本原意义
汉语的造字方法——“六书”本义
（摘自拙著《汉语的音义起源·自序》）
“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但具体是指哪六书，其含义是什么？没有说。但可以肯定是指汉语的造字法则，可惜战国时代的战乱纷纷，特别是秦统一后，焚书坑儒，其本义已不可知。汉字到底是根据什么来造的，遂成千古之谜。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解六书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这算是已知的最早解释。
许慎在《说文》中进一步明确为：“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詰詘，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託事，令长是也。”以后基本上以此为定论。
汉字是形音义一体的，但《说文》似乎割裂了它们，以至于所解的“六书”，显得十分牵强。为了使显得合理，《段注》将其进行了补充；现根据其注解进行分析：
《段注》以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指事不可以会意殽，合两文为会意，独体为指事。”意即指事为独体字，且不是指具体某物的字。《说文》举例为“上、下”，可甲骨文的“上下”实际上就不是独体字，而是用一长一短的两横表示某一平面的上面或下面。
《段注》以为“有独体之象形，有合体之象形。独体如日月水火是也；合体者从某而又象其形，如眉从目而以象其形，箕从竹而以
象其形……独体之象形则成字可读，軵于从某者不成字不可读。”意即象形分独体与合体。其实象形字应为整体象形，不应该有独体与合体的区别，《段注》的所谓合体，其实是后来的画蛇添足，按形声的法则添上去的，不能算象形字了，其所举“箕”就是这样；但“眉”还
是象形，没有“目”，是看不出眉毛的样子的。
《段注》以为“其别于指事、象形者，指事、象形，独体；形声，合体。其别于会意者，会意合体主义，形声合体主声。”“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意即形声字是义旁+声旁的合体字。可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声旁都跟义相关，都算是“合体主义”；否则，“江河”有什么区别呢？“江”从“工”，音从“鸿”，指大雁的以此为界，南来而北往；“河”从“可”，音从“鹅”，指天鹅生活在黄河流域；雁鹅本属于一类，都是大型水鸟，离不开河流，故“江河“以其叫声为声。
《段注》以为“会者，合也。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意以成字。”意即义符+义符的合体。因此，“止戈”为“武”，“人言”为“信”。这看起来好象没有问题，但“武”实际上是“戈”所“止”，“止”是脚趾，指到、走，意即加以兵器。所以会意也带有某种不确定性。同时，字的读音从哪里来的呢？它跟义有什么关系？
对于转注，《段注》没有注解，根据《说文》自己的解释，当如“考、老”一般，义本相同，但读音不同，便用同一部首将其归类起来。实际上，“考老”不过是同音同义而异形而已。
对于假借，《段注》以为“讬者，寄也。谓依傍同声而寄于此，则凡事物之无者，皆得有所寄而有字。”“汉人谓县令曰令长。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令之本义发号也，长之本义久远也。县令县长本无字，而由发号、久远之义引申辗转而为之。是谓假借。”意即同义复合，同音通假。实际上，“令”发命令的人；“长”，年纪大、有威望的人，它们的意义本相近，完全可以通用，不存在假借的问题。
可见，《说文》对六书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段注》自然也没法将其讲明白。但《说文》所讲的“六书”名词应该不是凭空杜撰，错在只是把它们理解为字的构造法则。
纵观汉字，“六书”法则的体现，在于形音义上：
首先在字形上，所有的汉字都可以谓之为象形。但某一具体物，可以用一体象形来表现；而更多的事理，本没有具体的形，所以便无直接的形可象，于是便采取比拟的办法，用其它有形的字来组合，具体的为“指事”；抽象的为“会意”。因此，在字形的构造上，实只有这三种。
但文字毕竟不是图画，文字要求简单易写；因此，汉字的象形往往只取某一特征，如以“匕（翅膀）”象鸟、“角”象牛。可有翅膀的不只是鸟，还有飞虫；而且即使都指鸟，可鸟的种类有那么多。有角的也不只牛，还有羊、鹿等。这可谓为“一象多物。”相应的，由于只取某一特征为象，取鸟翅膀指鸟，取鸟啄自然也是指鸟；同时，即使是整体象形，还有观察的角度不同而导致差异，如“象、襄”都是大象的整体象形，可由于视觉上的一前一后的区别，导致字形迥异；这可谓之为“一物多象。”在辨析汉字字形时，必须注意这两点。
其次在读音上。形音一体的，可谓之为“形声”，形即声的意思；这些字主要是指那些独体象形并能发声的物体，诸如“牛羊马犬象”等字，它们是汉语的音义之源。如果说真正要模拟出原始汉语的发音，应该就是这些音源字所指物的发声。
而大部分字所指的事物是没有具体的可作代表性的声音的，于是便根据其形状、意义等，与有声汉字的相关性来进行假借。如“上”，本是抽象性的，无声可言，便抓住其由低到高的概念，借鸿雁高飞的特征而借其为音；“牙”，虽是具体物，却不会自发声音，便抓住其形状象鸭嘴而借鸭为声。
因此，汉语的读音，受音源物的制约性较大。那些发音比较单纯的物体，如燕子，其叫声变化不大，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单纯；而那些发音有变化的，如鸡，雏鸡、成鸡、公鸡、母鸡的叫声都不一样，因此其字族的读音也就比较复杂。另外，不同的物体，所发出的声音相似，这是最容易混淆的；加上汉字的单音化，更使本来有区别的声音模仿起来也会相似；如牛、羊、猫、狗、鹿等，其叫声本有不同，但模拟出来的就难以分辨，导致“iu、ao、ou”的混同性很强。所以，要准确地判断某一汉字的音源，的确不是简单的事情。如果要
因此建立精确的汉语音义体系，没有人为的规定性也是做不到的。
由于语言声源的这种模糊性和多元性，即使是同一语言，也就必然会导致各地的方言差异；而如果所生活的环境不同，所模拟的音源物也就会不同，这就必然会导致即使同是原始社会，虽然各地的语言表达方式一样，而所形成的语言也会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语言间的差异性自然也会越来越大。这是导致汉字的一字多音的根本原因。
至于借音，就存在更复杂的不确定性。借音的方式主要为“因形借音”和“因义借音”。形既存在“一物多象”，义即存在一字多义，自然所借音也就不同；何况所能借的音源体系，本多交叉混同，自然影响借音的多元化。如蜘蛛，因其是无声的，只能靠假借，如“蟙、蟿、蟢、蠿、蜱、蚿、蛛、蠨、蛧”都是指蜘蛛，分别取其吐丝、结网、高悬、驻中等特征而借音于隹、燕、蜂、牛、虎等。
再就是在意义上。同一事物，观察的角度不同，产生的意义也就不同；而时代的变迁，新的事物被不断发现和创造，需要用相应的语言文字来表现，最方便的办法当然是用已有的语言文字来指称；因此，同一汉字，所表达的意义也就多样，如老虎，老虎的毛色为黄色，用以指颜色为黄色的物体；老虎凶猛异常，用以指发狂；老虎是百兽之王，用以指首领等；起初表达的意义简单，本用象形字“王、黄”就可以了，但随着语言的要求准确，便只好添加其他义符来细化，加“犬”为“狂”，加“石”为“磺（矿）”，加“白”为“皇”等。这可称之为转注。
字根性的汉字其实不到三百个，其它汉字都属于这类转注字。受字形、读音的制约，也为了方便于记忆，单音字进一步发展成为复合词，从而使汉语保持生生不息的顽强生命力。
如上所述，所谓“六书”，的确是汉语的基本法则，但不只是在字的构造上，而是体现在形音义三个方面。
因此，这些法则体现在具体某字上时，则至少有两种，如“牛”，本是牛的象形，音即本来发声，属“象形+形声”；“好”，“女、子”
合起来指生育之事，取小孩出生时的哭声为音，属“指事+形声”。
但象“匡”这类字则较麻烦，而且这类字是汉字的主体，在《说文》中被称为形声字，即“匚”为形，表义；“王”为声，无义。可实际上“王”是表义的，由虎皮的颜色会意指矿藏。所以，按前例说它就很难做到妥当，从字形上来说，说其象形，它又是合体字；说它是指事，“匚”又的确是象形。从读音上来说，说它是假借，“王”却又是形声；说它是形声，“匚”又是不表声的。因此，它属于汉字因多义而孳乳的新字，属于“会意+形声”。而“框”，则是在“匡”的基础上的转注，则属于“转注+形声”。
为了方便，以区别于《说文》所说的约定俗成的“六书”，我认为还复为班固的“六书”要恰当一些，即“象形、象事，象声、假借，象意、转注”。
汉语的发展可以依次描述为：
“象形+象声”，如“牛羊”，字音即所指物的发声，是最原始的字根，是汉语的音义元素；“象形+假借”，如“日月”，字所指物本无声，因义而借鸡（鸡鸣日出）鹅（月色月状如鹅）的叫声为字的读音，是汉字语音化的基础。
“象事+象声”，如“好（孩子生下时的哭声）”；“象事+假借”，如“明”；“象意”的字既表抽象事物，自然是无声可象，只能是假借，属“象意+假借”，如“上下”，是汉语成熟化的标志。
读音在所注字根中的字，如“涯框”，音从“厓”从“匡”，可拆为“水厓、木匡”，才是“转注”。而如“件”，借燕为音，当为“象事+假借”；如“卡”，借鸭为音，当为“象意+假借”；拆开后已非原义，故不能算转注。“转注”是汉语精确化、简练化的需要，从而派生出无穷无尽的新字。为了书写和识记的方便，这一法则发展到极致后（三到四个字的组合），被复合词所代替，《说文》所谓的形声字大都属于次类。
因此，汉语作为一种语言，应该是跟人类文明的进程相辅相成的，它不应该是几千年的问题，而是跟人类的进化一样古老。人是会说话的动物，而说的内容就是当时的现实生存最基本的需要——食物、危
险、繁殖；人应该起初就是能够自由活动双手的两脚动物，因此能够将要说的内容按象形的法则摹写下来，这就是文字。因此，最初的语言，应该都是象形和摹声的，其内容就包含在文字和声音中，是形音义一体的，没有谁先谁后之分。这也是世界上的初始语言看起来都颇为相似的根本原因；汉语是唯一成熟的没有消亡过的原生态语言，所以一直保持着语言本身的面貌；但其他几大古文明语言，都消亡了，只保留声符，造成形音义的脱节。所以，要研究语言的起源，不能不研究汉语。要弄清汉语的音义起源，不能不推翻《说文解字》以来对“六书”的认识，重新弄清“六书”的本义。
再论传统“六书”之真谛
【作
者】白兆麟
【作者简介】白兆麟(1937-)，男，安徽安庆人，安徽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关
键
词】六书/构形/假借/转注/形声
中图分类号：H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03)02-0062-05传统“六书”是一个极有吸引力的问题。近两千年来，有人推崇，有人否定，有人具体分析，有人加以改造。无庸置疑，这是一个古老而草创的理论。然而至今，我们是否真正地把握了这个旧理论的精髓？近代文字学史上有一桩重大事件可以给我们以启示。甲骨文出土以后，刘鹗的《铁云藏龟》于1904年拓印出版，晚清著名学者孙诒让当年获睹，兴奋不已，“辄穷二月力，校读之”，撰就我国第一部考释甲骨文字的专著《契文举例》，为“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的新纪元”揭开了序幕。毫无疑问，这凭靠的是他深厚的旧学根柢和较高的鉴别能力，其中主要是他长期攻治《说文解字》的素养，不仅具有分析小篆形体的丰富实践，而且基本上把握了许慎有关“六书”理论的精髓。可以说，《契文举例》是依托旧理论处理新材料的典型例证。就当代而言，裘锡圭先生的新“三书说”，孙雍长先生的十种“思维模式”，王宁先生的十一种“构形模式”等，都是关于汉字构形问题的最新理论，是对传统“六书”的改造与创新。因此，如果能够吸收历来众多学者
有益的思想，进而把握“六书”所反映的先民“造字”的思维历程和思考方式，就能够深入理解传统“六书”的本原意义。这对进一步明确汉字的性质与演化，理清古今字的产生、类化字的形成、音译字的转化，完善符合汉字实际的文字学理论，确立当前汉字简化的原则，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附带要说的是，本文意在理性辨析，不在文字考证，加之排版困难，所以举例时不出现古文字，而以能说明问题的楷字为例。
一、汉字的性质
汉字是一种最古老而又最具个性的文字符号。对于它的性质，至今说法不一。明确汉字之性质和揭示“六书”之真谛，可以说是两个相辅相成的问题。
科学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典范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所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的声音模写出来。”（《普通语言学教程》）索绪尔的这个论断，不仅着眼于文字记录语言的本质特性和文字构形的基本依据，而且也着眼于汉字的整体系统和构形特点。
在记录语词的职能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根本区别，其区别只在于连接词的纽带是词义还是语音。汉字在表义与表音的相互促进中，一直顽强地坚持固有的表意特点，不断采用新的方式增强其表意功能。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当汉字所记录的词所指的事物发生了变化，汉字总是及时地调整其字符。如“寺”原从“又”（表主持），后改从“寸”（表法度）；“炮”原从“石”，后改从“火”等。2、汉字中的假借字向形声字转化，成为汉字演变的一种规律。如“辟”转为“避”、“僻”、“嬖”，“因”转为“茵”，“舍”借为舍弃加“手”旁，“须”借为等待加“立”旁，等等。3、从早期形声字的来源看，它们不但不是表音性的产物，而且明显是汉字顽强地维持其表意体系的结果。如“考”为加“老”而成，“祝”为加“示”而成，等等。即使形声字里的声符，有一部分还具有区别词的作用。如“逃”与“迢”，“鹄”与“鹘”，“没”、“漠”与“沫”，等等。由此
可见，汉字，包括形声字，是以意符为纲的。
二、《说文》与“六书”
首先必须明确，《说文解字》是处在语文学时代，其起始目的是为了“正字”，即为了正确地认字和写字。《说文叙》就是阐明认字和写字两大问题。不过，由于许慎博学多能，对汉字形体又深思熟虑，全面考察，因而使其成就在客观上突破了原来的目的，以至于引起后来学者浓厚的兴趣，并据此而作进一步的探讨与钻研，把它看成一部文字学的专著。传统文字学称作“小学”，开始也表明其起点是很低的识字教学，只是由于两汉经学今古文斗争中古文经学家的推崇，“小学”才上升为考证和释读儒家经典的津梁，即讲解古代文献的不可或缺的工具，因而有了崇高的地位。
其次，对于“六书”，班固引刘歆称为“造字之本”。所谓“造字”，当有两层含义：一是就汉字的整体系统而言，即把语词转化为文字；二是就汉字的单个形体而言，即单个字形如何体现所记载的语词。许慎所说“作书”当指后者，且云“厥意可得而说”。因此，“六书”在当时是对“著于竹帛”之“书”的说解条例，即许慎心目中“说字解经”的“字例之条”。解读古代文献的实用目的，也造就了“小学”固有的形、音、义互求的传统方法，其分析对象是秦代规范过的小篆，而汉代学者所说的“六书”就成了传统文字学分析汉字构形的法则。
对《说文解字》及其“六书”的原本性质，后人缺乏真正完整的理解，因而形成了言人人殊的复杂局面。
班固所谓“造字”，许慎所谓“作书”，其实质即为语词构造一个书面形体，也就是“汉字构形”。可以想见，这是一个十分漫长的摸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显然是当时人的思维方式。上古时期，人类认知思维的特点必定是重形体、重感知。在汉字初创时期，先民的构形思维必然只着眼于语词所指称的意义内容上，即用字形直接显示词义，以达到“目治”的目的。但是，作为“造字”的这种构形方式明显地有其局限性，因而古人构形思维的着眼点必然转向词的语音上。汉语是单音成义的词根语（孤立语），音节的有限必
然带来同音字的增多，因而引起表义上的困扰。为摆脱这种困扰，先民的构形思维便自然发生逆转，从着眼于词的语音又回复到着眼于词的意义。这一曲折的构形思维历程，给先民带来新的启迪，到最后，在汉字构形上，便同时兼顾词的意义和语音两个方面。根据这种构形思维历程的合理推测，“六书”作为构形方式，其出现的先后顺序大体是：象形—象意（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
应当指出，许慎在《说文》里对汉字字形的编排，已经表现出明显的系统论思想，但是，他对“六书”（作为构形方式）产生的顺序从未经过深入的思考，其排列也就自然不会着眼于汉字演化的历史事实。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系统性和历时性两个层面来重新思考并加以解释，方能揭示传统“六书”之真谛。
三、传统“六书”再剖析
许慎于《后叙》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又云：“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渐多也。”这是许氏对九千多小篆形体的基本分类，即区分为“文”和“字”两大类：“象形、指事、会意”是对“依类象形”（后二者含有象形因素）的“文”的解说；“假借、转注、形声”是对“孳乳渐多”的“字”的解说。因为前三者是“本于物象”，而后三者是以“文”为根而孳生的。这就是说，许慎所谓“六书”并不是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完备的分类。他处在语文学时代，即使是对汉字构形的解说，也不可能没有局限。这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作为说解的“六书”，分类比较粗疏；二是对“六书”本身的界说过于简略，又受了当时骈体文风的消极影响；三是每书所举例字太少，又未加以具体分析。正是这些，给后来的论争留下了极大的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六书”重新加以剖析，以再现其本原意义。
1、象形：许氏云“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象形即取象于物形。过去，曾有学者把象形分为独体与合体两类。其实按构形方式来说，独体象形就是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笔画描绘语词所指称的物体，构成一个独立的图象。例如“子、自、止、贝、它、晶、网、行”等。合体象形就是烘托显物，即借助一个相关物象的陪衬，来显
示所要表达的物体。例如“页、眉、果、聿、牢、须、血、州”等，其中“人、目、木、又、牛、页、皿、川”都是用来衬托其余所要表示的主要部分的。这两类象形字，是绝大多数汉字构形的基础。
2、指事：在许氏的解说中，“见意”二字是其关键。参照《说文》正文里所举的例字，其构形方式应当分为两类：一类是符号见意，例如“一、三、上、下、□、○”等；另一类是加标指物，例如“刃、本、末、亦、朱”等。前者大多取象于上古原始记事方式中的契刻记号和记绳之法，后者所加记号只具有指示部位的作用。这是“六书”中争议最少的，无须多说。
3、会意：许氏所云“比类合谊”较为确切。“会”有“会比”、“领会”二义。所谓“比类”，自然是会比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件，这部件可以是图象（不能独立成字的），也可以是字形。因此，“会意”也包括两类：一是会比图形，二是会合字形。前者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形，按照事理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以表示某一语词的意义，其内容大多是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例如“丞（后作‘拯’）、正（后作‘征’）、韦（围）、各（）、立、既（会食已）、即（会就食）、莫（暮）”等。后者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能独立的字在一起，凭借构件字的意义关联，使人领会出新的意义。例如“从、牧、取、占（以口卜卦）、鸣、轰、炎、淼”等。
4、假借：许氏云“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就当今严密的思维而言，许氏所定界说似指因音同而借字，许氏所举例字却是指因引申而借字，因而引起了后来的各种争议。其实是误解了许慎。许氏原意是界说和例字彼此统一而相互发明。也就是说，其“假借”包括两类：一类是同音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毫无关联，只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一类是转义借字，其假借字的本义与借义有联系，即通常所谓的引申关系。前者如“难”，本义为一鸟名，借为难易之“难”；“莫”，本义为朝暮之“暮”，借为表虚词之“莫”；其它如“辟、孰、汝、而”等。后者如“令”，本义为命令，借为（今言“引申”）县令之“令”；“褊”，本义为“衣小”，借为（引申为）狭小之称；其它如“因”（茵席—因凭）、“字”（育子—文字）等。
许氏以“令、长”为例说假借，显然是把词义引申而未分化之“共字”亦视为“假借”。这在语文学时代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5、转注：许氏云“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后世对“转注”的解说，总共不下几十种之多。其中“主义派”有代表性的就有三家：江声主“形声即转注”说，戴震倡“转注即互训”说，朱骏声为“转注即引申”说。要想探明许慎之原意，只有采取“以许证许”的原则。《说文叙》曰：“其建首也，立一为端；……方以类聚，物以群分，……据形系联，引而申之……毕终于亥。”又解说“会意”云：“比类合意，以见指挥。”据此，所谓“建类”之“类”，应当是“方以类聚”、“比类合谊”之“类”，也就是“事类”，即语词意义的事类范畴。“一首”之“首”，即《叙》所言“建首”之“首”，也就是大致标志事类范畴的部首字。因此，“建类一首”就是建立事类范畴，统一部首意符。所谓“同意”，指与部首意符所代表的类属相同。“相受”即“受之”。如此说来，“转注”之“转”谓义转，即由词义引申或音同假借而字义转变；“注”谓注明，即注入部首意符以彰明原来字形的义类。孙诒让于其《名原转注揭橥》云：“凡形名之属未有专字者，则依其声义，于其文旁诂注以明之。”此深得许氏之旨。故简言之，转注者即字义转变而注入相关意符也。
转注当包括两类：其一是追加意符，例如“考、纠、蛇、娶、燃、暮”等，其中“老、系、虫、女、火、日”即为后加的意符；其二是改造意符，例如“悦（说）、讣（赴）、间、措（错）、赈（振）”等，其中“心、言、日、手、贝”即取代了原来的“言、走、月、金、手”，以适应字义的改变。有一点容易引起学者误会，需要作点说明：“六书”中每书所举例字，除“转注”外都是平列二字；而“考、老”并非平列关系，“老”是类首字（建类一首），而“考”是转注字（同意相受）。许慎谓“考从老省”，即是佐证。
6、形声：许氏云“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以往学者一般都把“以事为名”当作“形”，把“取譬相成”当作“声”。这不一定符合许氏的原意。《说文》云：“名，自命也。”而且其《叙》中“名”字仅此一见。当言及文字时，或曰字，或曰文，或曰书，皆
不用“名”。据此，所谓“以事为名”之“名”当指名号、名称，即字音。这与“依声托事”之说也相一致。后一句“取譬相成”自然指意符。因为“譬”者喻也，使人晓喻也。这与“比类合谊”也相一致。上个世纪20年代的文字学家顾实，就曾提出过类似的看法（参见其《中国文字学》）。
从历时观点来看，形声当包括两类：一是追加声符，例如“齿、星、凤、饲、囿”等，其中“止、生、凡、司、有”即为后加的声符；二是音义合成，即同时使用形符和声符而构成的形声字，也就是孙诒让所谓“形声骈合”，例如“江、河、陵、陆、芹、菜”等。
四、“四体二用”说评析
清代乾嘉以来，戴震、段玉裁所倡导的“四体二用”说，对学界影响极大，一般都认为前“四书”是所谓“造字法”，而“转注”与“假借”只是所谓“用字法”，其性质根本不同。基于上述重新剖析，我们认为，“六书”无论是在说解条例还是在汉字构形的意义上，其性质都完全一样。
先说“转注”。如前所说，无论是追加意符还是改造意符，转注都是汉字构形的方式，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能“造出”新字。如果这样去理解“转注”，那么我们常说的“古今字（区别字）”、“类化字”、“音译意化字”的出现，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古今字如“弟”为“悌”，“竟”为“境”，“陈”为“阵”，“奉”为“捧”等；类化字如“凤皇”为“凤凰”，“遮鸪”为“鹧鸪”，“次且”为“趑趄”等；音译字如“师子”为“狮子”，“匍陶”为“葡萄”等。以上三种后出的字，都是新“造出”的所谓“转注字”，按照“转注”构形法去解释也完全能讲得通。这与前四书哪有什么区别呢？
在讨论“转注”时，前面曾经提到清人江声，他认为：所谓“建类一首”是指《说文》部首，而《说文》在每一部首下都说“凡某之属皆从某”，那就是“同意相受”。江氏看到了转注字与形声字的“同构”关系，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他把同形符字都看作转注字，毕竟混淆了形声与转注的界限。其原因在于他缺乏历时的观点。如果着眼于静态分析，是指结构类型，那么用转注法构形的字都属于形声
结构。这是共时观点。如果着眼于动态分析，是指汉字构形的演化，那么转注是改造旧形体的构形法（构成之前已有原体字），而形声是受其启发而出现的创造新形体的构形法（构字之前并无原型）。这是历时观点。转注与形声，从共时平面来看，二者同构而易混；从历时演化来看，二者异构而易分。
再说“假借”。它能否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即所谓“造字法”，意见根本对立。认为“假借”不能“造出”新字，几乎是一边倒的声音。表面看来似乎如此，但我们还须再冷静地思考。许氏所谓“假借”之界说，是着眼于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的意义，而不是汉字的形体结构。所谓“本无其字”，是就语词需要造字的前提来说的；所谓“依声托事”，这“声”首先指语词的声音，然后才兼及那个借字的读音；这“事”当指语词的意义，然后再赋予那个借字。作为一种构形方式，“假借”似乎没有造出新的文字形体，但是，从语言里需要造字的那个语词来说，从先民造字心理的初始事实来说，“假借”又确实使原无字形可“目治”的语词终于取得了一个能代表它的书写符号。从这个角度来看，“假借”何尝不是利用原有形体的构形法（即前人所谓“造字法”）。“四体二用”说，既忽略了先民造字历程中的思维特点与心理事实，也并不符合许慎“假借”界说的原意。我们应当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把“假借”视为“不造新字的构形法”。这样，既承认了它的实质，又看到了它的特点。
章太炎有言云：“转注者，恣文字之孳乳也；假借者，节文字之孳乳也。二者消息相殊，正负相待，造字者以为繁省大例。”就此“二书”后来的客观作用而言，章说很有道理；可是，就构形模式的演化而言，章说不合史实。应当说，假借是救助“象形、象意”之穷尽，而转注是适应“假借（包括引申）”（其结果是一字多义）之繁多。受“假借”而为“转注”之启发，“形声”便应运而生。这一演化规律证明：汉字始终在强烈地维护着自身的表意体系和基本格局。
收稿日期：2002-09-06【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
[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3]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4]孙诒让.名原[M].[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王宁：汉字构形学讲座[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7]孙雍长.汉字构形的思维模式[J].湖北大学学报，1990,(4).[8]王伯熙.六书第三耦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1,(4).[9]孙雍长.转注论[M].长沙：岳麓书社，1991.[10]萧璋.谈《说文》说假借[J].古汉语研究，1989,(1).
篇七：六书的本质
文字学基础及传统“六书”理论
一、世界文字的起源及“三大古典文字”
（一）什么是文字？
《说文序》：“仓頡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宇。
宇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亚里士多德说：“口说的词是心理经验的符号，书写的词是口说的词的符号。”(转引自Derrida1967:30)黑格尔说：“字母文字表达声音，而声音本身即是符号，因此它实际由符号的符号所组成。”(转引自Derrida1967:24)
正因为如此，我们把汉字也看成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符号”的性质主要是任意性、约定性，也即是无理性的。实际上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因为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都是就拼音文字而说的，而汉字是有理据的文字。
索绪尔说：“只有两种文字体系：(1)表意体系。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符号却与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和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众念发生关系。这种体系的经典例子就是汉字。(2)通常说的‘表音体系’。它的目的是要把词中一连串连续的声音模写出来。表音文字有时是音节的，有时是字母的，即以言语中不能再缩减的要素为基础的。”(Saussure1916:26)文字起源于图画，这是学界较为一致的看法。
(二)世界“三大古典文字”
1.公元前3500年以前西亚的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字，开始是象形文字，后来发展为“钉头字”，在西亚和北非许多民族中通行了3000多年。
2.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圣书字”，略晚于苏美尔文字，起初也是象形文字，后发展成为草书笔画形式的“僧侣体”和“人民体”，“圣书字”也使用了3000多年，传播到南面的邻国。它所包含的标声符号成为后来创造字母的主要源泉。
这两种文字在公元初消亡。直到1500年之后，即19世纪，才被考古学家释读成功，使人类早期文化重放光明。
3.公元前1300以前，中国黄河流域殷的商王朝创造了“甲骨文”。这是汉字的祖先。后来流传到周围国家，成了朝鲜、日本和越南的文字。汉字是世界上唯一留存并将永远适应汉语发展的最古老的文字。
特点：周有光在《世界文字史》中说，“三大古典文字”在结构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词符文字”，其表达法都是表意兼表音，因而又称为“意音文字”，但是与汉字相比，其他古典文字，第一是形体繁复，近于写实，不便于书写。如碑铭体在使用3000多年的漫长时期里仍然“保持着复杂累赘的结构而无多少变化”。第二，其他古典文字有一个最大的缺限，就是没有科学的、系统的分类，这是它们不能适应语言的发展而最终消亡的两个主要因素。如“苏美尔文字当其进入楔形时代之后，其类符仅4个，声符30余个，互不混用。
埃及圣书字中，类符和声符各有几十个，也不混用。惟有汉字，如《说文》中即有540个部首，这些部首大都可以用做类符；汉字的声符也有几百个之多。并且有许多形体，均可在某些字中用作类符而在某些字中兼做声符使用。马雅文的类符与声符个数都有限，但有兼类现象。”(王元鹿《比较文字学》，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41页。)
(三)世界文字类型
1.以前一般文字学著作，都把世界文字分为两类：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汉字属表意文字。
2.［俄］BA伊斯特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左少兴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按文字所记录的语言单位情况把世界文字分为五种类别：
(1)句意字(2)表词字(3)词素字(4)音节字(5)语音字(音素字)或者字母·音素符号［1］(P28)
二、汉字的类型
(三)郑振峰王军唐健雄等编《汉字学》认为，任何语言，都具备语音和语义两个要素，“运用一定的符号把语言记录下来，只能从语言的这两个要素着手：或者从语音人手，或者从语义人手。记录语言的方式不同，因此产生了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字体系：一种是根据语言的语音来构造文字形体的文字体系，我们称之为表音文字；一种是根据语言的意义来构造字形的文字体系，我们称之为表意文字。表音文字利用构形直接记录语音，间接记录语义；表意文字通过构形直接记录语义，间接记录语音。”［2］(P28)(四)我们认为，世界上大致有两类文字：一种是以词为对象和单位，遵循语音别义原则，依音记词、以音表义的拼音文字，是所谓的“记录语言的符号”；一种是遵循形体别义的原则，把事物或概念作为造字的对象和单位，“依义构形”，用直观的物象来直接指代现实现象或直接表示概念的表意文字，表意文字都是索绪尔所说的“观念的符号”。
汉字根据意义构形的，字形直接与字义联系，因而具有形义统一的特点。从世界三大古文字来看，皆是依义构形的表意文字。而拼音文字是人为的约定一些字母的读音，用它来记录语音的。正如索绪尔说：“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索绪尔1916：51)汉字是自源文字，而拼音文字是他源文字。二者的本质区别就是有无理性。
胡以鲁说：“吾国文字何为而作者？曰自然发生，未尝作也。缘何而自然发生乎？曰绘画也而适于用，习用之而形态简略，遂发达而为文字耳。故我国文字发生之当时，代表事物之本体，非直接代表特定声音也。(胡以鲁1923：89)他又说：由表象而成概念，由概念而生语言，此语言之先天发展也。其后先有语言，由语言而得概念，即无形之事物不能直接经验者，先从语言会得其概念，然后想见相当之表象，此语言之后天发展也。吾国文字，尤能助后天之发展。(胡以鲁：1982：95)二、汉字的特点、优点：
众所周知，汉字教育是汉民族文化教育的基础。汉字依义构形，具有形义统一的特点，是有理据的文字，与形义无理据可言的拼音文字有着本质的区别。
1.汉字一字一音表示一个概念，与汉语的单音节和多方言高度适应。
2.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反映古代历史文化，学习汉字，可以丰富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如“弃”“其”“西”“笔”“象”等字。
3.汉字以形表义，“是一种真正的词义图像”(法·汪德迈)，形体独特，分辨率高且富有艺术气质，有利于实现多元化教育。通过分析和比较汉字形义关系，可以使学生建立多元神经联系，开发智力；可培养人的想象力、分类能力、创造性思惟和审美能力。
4.汉字的高效率。第一，构形科学，二层装置，高度简易而体系严整，易识易记。这主要体现在几百个基本象形字，可以合成表示天上地下的各种事物的上万汉字。汉字常用字只3000多个，而又分独体和合体，大多数合体字又都由独体字(几百个偏旁)组合而成，“生字熟旁”，认识了独体就为认识合体字准备了条件；尤其形声字的体系性非常强，按事物客观情况分类，把世界上纷繁万象归纳成有限的子系统，如以“金木水火土人牛鱼虫鸟草石玉”
为偏旁，见其形则可推知其义类。如见“硕”，“颂”形旁是页，即首字另一形体，那么就可以推测，“硕”字本义应该跟头有关，《说文》：“硕，头大也。从页，石声。”“颂，皃也。从页，公声。”段玉裁注：“皃下曰：‘颂，仪也。’古作颂皃，今作容皃。古今字之异也。”颜师古注：“颂读与容同。”又如“蒙”字，《说文》：“王女也。”又名女萝，即菟丝。这种特点，为汉字的书写识读带来了好条件。
3.汉字具有多词性，正是这种词类的模糊性，才使得汉字能以一当十，以简驭繁，具有特别强的组词功能，使汉语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经济原则。
唐兰《中国文字学》说，汉语常用词汇约为几万条，总词汇量约有百万条，但是常用字只有3000多个。据统计，1000个常用字能覆盖约92%的书面资料，2000字可覆盖98%以上，3000字时已到99%，简体与繁体的统计结果相差不大。3000多个常用字，就可以轻松组合出数十万词语，这数十万个合成词，具有“新词旧字”的特点。如出现新事物“电脑”、“冰箱”之类，汉语不必造新字。因此，只要认识了3000多个常用字，就为学习合成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比之下，掌握同样数量外文词汇的记忆强度则要大得多。(以上文字引自唐兰《中国文字学》)下面谈谈汉字的多词性：
汉字具有多词性特点。陈梦家先生说：中国文字“可以具有许多词性”，“在文法上，同一象形字兼具名词、动词和形容词三种词性”。韩陈其在他的《汉语词汇论稿》中提出了古汉语“名动同词”的理论，认为“在古汉语尤其是原始汉语里名词和动词是不分的甚至是根本不可分的”，这个观点受到了徐复先生的充分肯定，指出这个观点
“既有词汇学意义，又有语法学意义”。我在此仅举一例来说明，例如一个“明”字，它通过引申之后，具有“照
明、点燃、视力(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光明、证明、明明(明知故问)”等多个义项，具备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多种词性，即多种词性“同字”，离开语境时它们的词性就混同为一，是个模糊囫囵无法可分或说没有类别的东西。如果我们尊重这种语言事实，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把“明”字定为任何一种确定的类别都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即使硬要划分，也只有当“聪明”、“点燃”这些义项从古代原词“明”中分离出来之后，它们各自的意义具备．．．．明确性、功能具备单一性之时，才具备了分类的前提条件，我们才有可能从意义上(而不是．．．．．．．．．．从功能上)分别给它们定为不同的类。但这个原字“明”仍然是不能分类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像“明”字，它的多个义项都是古汉语字义系统中的成员，各自履行自己的专职专责，谁也少不了谁，具有不可替代性，具备了这个条件的，都是“本用”，因此“明”字的各种用法不能叫作“活用”。这是语义学常识问题，无庸赘述。
第二，从汉字构形来说，也体现了“多词性”或说词类的模糊性。例如“具”“尿”“监”“鼓”《说文》云：“鼓，击鼓也。”“明”《说文》云：“明，照也。”“雨”“冠”“”
第三，汉语讲究的是一字多能，灵动多变，以简驭繁，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简约，正如法国语言学家汪德迈所说文言“异乎寻常的简洁”。
“如十三经用字总数为6544个，如果加上诸子用字，大概可以接近用字总数。《史记》用字1761(4987)个，这显然不能代表西汉的用字数，《汉书》用字比《史记》明显多，原因之一是《汉书》好用古字、僻字。再者，这类统计都是用的近现代版本。1988年公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这当然也不是当代社会用字总数。”(胡双宝《汉语·汉字·汉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P58页)这种简洁就来自汉字的一字多能、词类界限模糊的特点。例如古代汉语里“坏人”、“好人”、“贤人”只用“恶”、“善”和“贤”等所谓形容词表示，如《管子·入国》：“一曰老老，二曰慈幼。”就是现代，“尊老爱幼”、“敬老院”也没有谁把“老”、“幼”说成“老人”、“小孩”的。“老”字甲骨文作“”，是老人拄拐杖之形，应该具有名动形三种词性；“幼”甲骨文作“”，从幺，从力。《说文》：“幺，小也。象初生子之形。”李孝定认为“实糸之初文”，本义是“细丝也”，幼小是引申义。
关于汉字的优点，日本学者井深大《零岁——教育的最佳时期》一书说：“汉字并不象罗马字母那样作为表达语言的符号使用。在研究东方式日本的文化和教育时，就会发现汉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听说马萨诸塞工科大学在研究世界公文格式时，得出的结论是：横写、汉字和假名夹杂在一起的句子，无论粗略地或详细地判读它的含义，效率都是最高的。由于有汉字，在浏览报纸时，日语是很有利的。”
法·汪德迈(50-60生活在东方)说：最西化、最发达的日本，“认为汉字乃是文字形式最优秀者”，是“实现近代化的最好媒介”，“近代意识与科学思想之所以能在日本如此迅速地传播，就是因为有汉字作为传播的工具，得力于汉字词义的高度明确”。
二、汉字教学
从总体上来说，汉字教学不仅仅是认识字，应该是根据汉字的性质和特点对学生进行多元化教育，开发其智力，丰富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
为什么呢？任何教学方法，都不能脱离教学对象的本身特点和规律，脱离教学对象特点、规律的教学方法就会违背科学性原则。前面说了，汉字从性质上说是表意的，主要特点是形义统一，分辨率高且富有艺术气质，是跟拼音文字有本质差别的文字。从文献记载来看，传统的“六书”理论，本来就是根据汉字的构造特点为儿童识字而创设的科学的教学理论和方法。
下面谈谈传统“六书”：
二、“六书”
(一)什么叫“六书”。
所谓“六书”，是在我国古文字的基础上归纳出来的造字和用字的六种方法。清代学者戴震把它叫作“四体二用”。
(二)“六书”理论的发展过程。
“六书”是战国末年的文字学理论，一直到西汉末年以后，才有详细的叙述，那是刘歆的《七略》，后来班固釆录于《汉书·艺文志》的：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宇之本也。
其次是郑众的《周礼·保氏》注，郑众是郑兴的儿子，郑兴是刘歆的弟子，但是六书的次序名称都和刘歆不同。
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
再后是许慎《说文叙》，这是条例最详细的。
许慎是贾逵弟子，贾逵的父亲贾徽是刘歆弟子，所以这个说法，还是本诸刘歆，不过又经过修正了。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日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日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从此，“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就成了沿用至今的“六书”。
三家说法的异同是非，清代学者讨论得很多，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聚讼。如其我们用历史家的客观的眼光来看，就另是一样了。
刘歆或班固是首先对六书加以解释的(即使还另有所本)。
照他们的说法，六书是造字之本，也就是造字的六种方法。
郑众和许慎，无疑地都是修正刘说的。《后汉书·郑兴传》：
世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周礼》和《左传》都属古学，所以这两个“六书”说的不同，显然就是郑学和贾学的不同。
关于名称的修正，两家比较相近，他们都只保留象形的一个“象”字，而把其余的三个改去了。
除了会意，两家所改相同外，一个是处事和谐声，一个是指事和形声。关于次序，却很不同。郑氏似乎把象形，转注，假借，作为三种造文字的方法，除了象形同时就是文字外，还有会意、处事、谐声三种文字。
《说文序》又说：“仓頡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宇。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他显然把“依类象形”，跟“形声相益”来划一个界限，一日指事，二曰象形，都是“文”。三曰形声，四曰会意，都是“字”。
再加上了转注和假借两样方法，把六书分成三类。
后来徐锴所谓“六书三耦”我们可以说就是许叔重的原意。
许叔重虽则分别出文跟字的前后，可是意义还欠明了。他说：“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
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里建立了一个新的系统，“三书说”：
一、象形文字，二、象意文字，三、形声文字。
象形象意是上古期的图画文字，形声文字是近古期的声符文字，这三类可以包括尽一切中国文字。虽则因为我们的历史太长，文字的来源很多已不清楚，写法也日趋单简，有些简直像是记号，但总还不是记号文字。至于纯粹拼音的声符文字，在最近期内恐怕还不能成为主要的文字。
凡是象形文字，名和实一定符合，所以又把它们叫做“名”。
(唐兰《中国文字学》，第63页)“三书说”的缺点是：“象形”与“象意”界限模糊，且不能包含假借字。
下面具体来谈谈传统的“六书”：
(一)象形（这类字代表客观实物之名称，一般为具体名词。）
定义：许慎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也作诘屈；屈曲，曲折。）
具体可分为两种类型：
1.绘形象物：即用简洁的线条笔画把词语所指称的某一（事）物体形象的描绘下来，构成独立的个体图像。图像能明显的表示其代表的内容。
例如：
2.烘托显物（段玉裁称为“合体象形”）
某物形体虽然可以画出来，但画出的图形所指称的对象不明确，于是就利用与该物相关的部分来烘托陪衬，从而使该物体图形所指称的内容意义变得明确无误。例：
(二)指事：（许慎云：视而可识，察而见意）
可分为两种类型：
1.符号示意：用纯符号来代表语言中某些意义抽象的词，表示该词锁代表的意义。例：
2.标识指物：在代表某物的个体图像上再加上标志性记号，用来指示所要表示的该物体的那一部分内容。
形式：象形字+指示性符号。例如：
3.借形寓意：借用某一具体之物的图形（体）来寄寓某种抽象概念，代表语言中某一意义比较抽象的词。例如：
(三)会意字。（会意字一般代表意义比较抽象的词，主要是动词，极少为形容词或抽象名词。）
利用图形的比配或文字的组合来会合出某种新意义的字叫会意字。
1.比形象事：把两个或两个以上代表着某些客观物体的图形按照事物关系形象地比配在一起，构成某种事物过程的表象，以表示某一概念的内容。（特点：字形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图画性强）例如：
2.合字会意（由构件字意义的关联会意进一步理性化，抽象化）
就是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组合在一起构成新字会合出新义，以代表语言中的某个词。例如：歪、拿、劣、甦（苏）、昶、尟（同“鲜”xǐan:少）、暹（xiān日光升起）。这些后产生的。此前有另一种。如：林、森、炎、吠。（按：后一种以许嘉璐说，归到“比形象事”式的为优。）
3.合体象形与会意字的区别：
相同之处：它们都由两个或两个以上象形符号构成。
不同之处：一是合体象形的两个图形有主次之分，只主体部分表示意义，而会意字没有主次分别；二是会意字的几个图形比配会合成新的意义，而合体象形字不形成新的意义。三是合．．．．体象形字表示的多为具体名词，而会意字一般为动词或极少的抽象名词。例如“”(象形)，是以“木”衬“”，主体“”表意，象果实之形，不形成新义；而“”(会意)，由“人”倚“木”，会合为“休息”之新义，不再表示“人”或“木”的意义。会意字“得”，甲骨文从贝从又(手)，用手持贝会合出得到之义。如“贮”，甲骨文从贝在仓库之中，会合出“贮藏”义。常见的容易与会意字混淆的合体象形字，如“函”、“矦”、“州”“瓜”：
(四)形声
形声字通常由两部分构成：形符和声符。形符表示意义或字义的属类，又叫意符。声符大致的表音。如：江、河、从水、工声、可声，就意味着它的意义又与水有关。
形声字的结构分析：
形符与声符的位置关系，通常有以下九种：
左形右声：江、松、结、理、岭、炮
右形左声：鸽、期、效、劲、视、副(从刀，畐声)上形下声：草、竿、字、爸、翠、耄
下形上声：基、裳、恐、贷、姿、聋
外形内声：袤、圆、阉、阎、衷、衢
内形外声：辩、闻、罔、風、闷、匣、哀(从口，衣声)形居一角：修、腾、滕、疆、颖、颍、佞、荆、载
哉、裁、倏、脩、條、倏、毂、榖、彀
声居一角：旗、徒()、越、病、歸()声形穿插：游()随()有的形声字声符也兼表意义。如：
(一)形声字产生的因素(见唐兰《中国文字学》第77页)：
(1)合文。如甲骨文“方甲”，合文作“田”，二千()、三千()、五千()等合文。“羽日”的合文后变作“日羽”，“小隹”的合文后成了“雀”；“之日”的合文后来成了“旹”。
(2)数词的指代作用。如二人是“仁”(即现代之“俩”字)，五人为“伍”，十人是“什”，“人”字的音节省去。三匹马是“骖”，四马为“驷”，“马”的音节省；两龠的重量是“两”，两端帛是“两”，两股绳是“緉”，两轮的车是“两”(即今“辆”)，两只鞋是“两”，皆以数目字代名物。如“之子于归，百两迎之。”百辆车而不必说“车”。
(3)声化。许多动字、区别字与名词同音或音近。如名词“食”——动词“飤”，名词“子”——动词“字”，名词“鱼”——动词是“鱼”、区别字是“渔”。
(4)社会生活的变化。卜辞中女旁的形声字很多，如炎帝姓姜，黄帝姓姬，黄帝儿子十四人，有十二个姓，虞舜姓姚，舜的儿子姓妫。
(二)造成形声字的主要方式。
(1)孳乳。甲骨文中，河名“羊”，姓“羊”，虫名“羊”。后则加意符作“洋”、“姜”、“蛘”。
（2）增益。目的是增加偏旁使原字表意或表音更明确，从而出现了异体字。如鸡字，本为有冠有羽的象形字，后简化了就加了个声符“奚”；耕字为双手持耒起土，后加声符“昔”；豸字本象貍形，后加声符“里”；铸(铸)字本来就象双手放鬲于火器上来熔铸之意，后加“”声。鳳字原为象形，后加“凡”声。加形符的如“奉”(捧)、章(彰)、采(彩)、周(彫)、景(影)同、冎（骨）。
(五)假借（许氏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是说，语言中已有这词，但尚未选有（记录）代表这个词的字，书写是选取一个同音字来代替。后来习惯了，这个字就归他使用了。
汉字具有形义统一的特点，但是，古人用字常常有音同或音近而替代的情况。这就是假借。构形与造意相符的叫本字，借音同或音近字代替本字的叫假借字。
(一)特点：
1.本字与假借字之间只有语音上的联系，即二者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
2.本字与假借字之间无意义上的联系。
因此：
(1)古字与后起字，不能算假借，因是同一个字所具有的历史形体，音义完全相同。如“”是“舜”的古字。
(2)分化字(古今字)不是假借，因为其古字与今字在意义上有联系。如“取”与“娶”，“娶”是为“取”的引申义所造的今字，叫分化字，又叫区别字。又如“莫”与“暮”，“暴”与“曝”，“解”与“懈”，“久”与“灸”等。今字的声符有示源的功能。
(二)类型：本无其字的假借，本有其字的假借。
1.本无其字的假借。它是指许慎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本无其字”意思是说现实口语里有这个词，但至此时为止文献里尚没有这个字，或说前人还没有造出这个字；“依声托事”是说依照口语中这个词的声音，用一个同音字来记录这个词所指称的事物。这种假借字所指称的事物一般是抽象的，因为无形可绘，即使用指事、会意等方法也很难根据其意义造出字来，于是就借用同音字来代替。
(1)实词假借。例如，“新、舊、难、易、离”等。
“新”字，甲骨文写作“”，从木、斤，辛声，本为“砍伐树木”之意。《说文》：“新，取木也。”王筠《说文释例》：“其训曰取木，则新乃薪之古文。”用作“新旧”字，是动词借为形容词，二字意义上无关联。又“新”是“薪”的古字。
“舊”字，或作“鸺”，本义是猫头鹰一类的恶鸟。甲骨文作“”，金文作“”(兮甲盘)。象鸟在穴形。名词借为形容词“旧”。
“易”字，甲骨文写作“”，象把一水器之水倒入另一容器里之形，是会意字；金文作“”，是象形字。本应是移易、交换之意，“交易”一词里的“易”用的是本义。引申为改变，如“移风易俗”之易。动词借为形容词“易”。《说文》说是“蜥蜴，象形”，误。应是借为蜥蜴字。
“難（难）”字，《说文》作“”。云：“鸟也。从鸟，堇声。难或从鸟。”借为形容词“难”。
“離(离)”字，《说文》：“離，離黄，仓庚也。”名词借为动词“离开”。
按：以上如“新”这类借字用久了，本义消亡，人们已不知其为借字了。
另外，虚词如之(往也)、而(须)、其(箕)、焉(鸟)、汝(水名)、奚(本作“”。像被人牵着的被缚的奴隶)、夫(丈夫)、何(背负、肩扛)、亦(“腋”的初文)、陆离、然(烧)、乎(呼叫)、午(杵)等。
2.本字后造的假借。这种为假借义造的本字，一般叫“后起本字”，假借字与后起字的关系，是古今字的关系。例如：
栗——凓、慄
戚——慼(《说文》作“”)毒冒——
瑇(玳)瑁
与——歟
辟——避、(开)闢、譬、（邪）僻、(便)嬖
(2)虚字假借
由于虚字无词汇意义，无形可象，无事可绘，因而虚字多为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例如：
其()莫()焉()而()之()
(二)有本字的的假借。又有两种情况。
1.久借不归，借字代替了本字的地位。例如：
(1)草(栎实)字。借为艸木之“艸”。本字“艸”反而不用了。
(2)容字。容貌之“容”，本有“颂”字，《说文》：“颂，皃也，从页，公声。”《汉书儒林传·毛公》颜师古注：“颂读与容同。”容字本义是盛、容纳，《说文》：“容，盛也，从宀、谷。，古文容从公。”
(3)朋字。本是朋贝之朋，甲骨文作“”、“”，一串贝。《诗·小雅·菁菁者我》：“锡我百朋。”用的是本义。借为倗友之倗。《王
孙钟》：“及我倗友。”用的是本字。
(4)爾字。爾字本义是“靡丽”，借为代词，表示“如此”。表示“如此”义本有“尔”字。
另如：雕(鸷鸟)借为“彫”，表示雕刻。
许(许可)借为“鄦”表示国名和氏称。
霸(从月，月始生。金文中常见)借为伯长之“伯”，表示诸侯盟主。
荷(从艸，荷花。)借为“何”(甲骨文作“”)，表示负荷。
溺(从水，水名)借为“”，表示淹没。
馮（从马，马疾行）借为“淜”，表示无舟渡水。如暴虎冯河。
(上例引自郭锡良编的全国自考教材《古代汉语》上册194页)按：以上两种假借，已成为借用意义的通行字，社会已公认为是正字。一般不会成为阅读障碍。但如果古书中用了本字，今人反而不懂。如《诗·曹风·候人》：“彼候人哉兮，何戈与祋(殳)。”
．
2.通假。放着本字不用而借用音同音近字替代，但本字在通常情况下仍然使用。其实质是写别字。一般叫做通假字。《经典释文序录》引郑玄说：“其始书之也，仓卒无其字，或以音类比方为之，趋于近之而已。”例如：
11《诗·七月》：“八月剥枣”。借“剥”为“扑”，敲击。
《庄子·逍遥游》：“而后乃今培风”。借“培”为“凭”。又“此小大之辩也”。借“辩”为“辨”。
《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借“辩”为“变”。
《周礼》：“灸诸墙以观其桡。”郑玄注：“灸，犹柱也，以柱两墙之间。”（柱，支撑。）
．《劝学》：“强自取柱，柔自取束。”王念孙认为通“祝”，断也。
．按：对于这类通假字，很容易使人望文生义，产生误解，必须弃形而取其古音，依字音破假借，找到本字，方可讲通。常见的如：
蚤——早
距——拒
裁——才
畔——叛
罢——疲
倍——背
填(陟刃切)——镇(星)抱——抛(《汉书·李广传》也作“抱儿鞭马南驰”。抱薪救火，即抛薪救火。)又如《荀子·非十二子》：“敛然圣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唐人杨倞注：“佛，读为勃。勃然，兴起貌。”古无轻唇音，“佛”读作“勃”。
这类假借，隋唐以后士大夫的作品，用字规范，因而少见了，但民间作品用字与汉以前差不多。如敦煌变文。
假借与古今字、异体字都有关系，较为复杂。应作为学习的重点。例如：
閒，甲骨文作“”，《说文》：“隙也。从门，从月。”徐锴注：“门夜闭，闭而见月，是有间隙也。”如《史记·管晏列传》：“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閒而窥其夫。”进而引申为时间上的空隙“闲暇”。
閑，甲骨文作“”，《说文》：“阑也。从门中有木。”本义是木栏之类遮拦物。《说文》：“阑，门遮也。”门前栅栏。“閑”，引申为防止，如陶渊明有《闲情赋》。
①閒(间隙)→閒暇(引申)．↓
↑
間(今字)闲暇(假借)．
②莫→莫之或止(假借)．↓
暮(今字)③猒（金文作“”，饱也。从甘，从）→饜(后起字)借↑为
厭
（笮也，迫也）→
壓(压。今字)按：有人把“間”字当作“閒”的异体字，狭义的异体字是指音义同而形不同的字，而“間”字只记录“閒”的一个义项，为区别字，所以应归入古今字。
(2008年5月24日)
12赵诚《甲骨文字学纲要》P104-105：“为什么把所有的假借字都排除在本字之外呢？为什么要把本字与假借字对立而言呢？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1)认为汉字是表意文字，只有表意文字才有资格成为本字；(2)表意字的基本特征是以形表意，所以本字必然有以形表意的成分；(3)所有的假借字都与以形表意无关，所以，绝不能是本字；(4)古人早就说过，六书中的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转注、假借是用字之法，用造字之法构成的汉字就有可能是本字。仅仅是用字之法的假借本来与造字无关，当然不可能会是本字。??就是认为汉字是表意字，假借字因为不能表意，所以在先天性地被排除在本字之外。但这个前题本身就需要研究，尤其是从甲骨文的现实来看。”赵氏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不可避免地受语音的制约，“文字的创造必然是以现实存在的语音为根据，因而任何一种文字都必然是有声的，是表意的汉字也不例外。”举例“心”又表示河名，后加形符变为“沁”。说“实际上象形字本身也是作为声符而存在于语言之中。??汉字在本质上和其他文字一样，是表音的。??但是由于汉字，尤其是古汉字，同时具有以形表意的特征，从而把汉字的特征当成了汉字的本质。”
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有以下几种情况：
(1)本字是形声字，借字为本字的声符。如：
①方通“谤”。指责议论别人过失。《论语·宪问》：“子贡方人。”
陆德明《释文》：“郑．本作谤，谓言人之过失。”
②(2)本字为借字的声符。如：
①忘通“亡”，遗失，丢失。《诗·大雅·假乐》：“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刘向《说苑·建本》引作“不愆不亡”。
②衷通“中”，中间。《国语·晋语四》：“谋而无正，衷而思始。”又为中断，插入中间。《左传·隐公九年》：“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衷戎师。”又为适当。《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
(3)本字与借字声符相同。如：
①刚通“犅”，公牛。《诗·鲁颂·閟宫》：“白牡騂刚。”王先谦《集疏》：“刚者，犅．之借字。”
②墨通“默”，沉默。《楚辞·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墨。”《史记·商君列传》：“武王谔谔以昌，殷纣墨墨以亡。”
．．(4)本字与借字字形上无联系，语音相同或相近。如：
①播通“簸”，摇动，簸物。《论语·微子》：“播鼗(táo乐器名)武(金属打击乐器)，入于汉。”《庄子·人间世》：“鼓策(小簸箕)播精，足以食十人。”
．②萌通“氓”，民众，百姓。《墨子·尚贤》：“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
．③厝通“措”，放置。《列子·汤问》：“命夸娥氏二子负山，一厝朔东，一厝雍南。”．．
13又通“错”，错杂，交错。《汉书·地理志》：“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颜师古注：．“厝，古错字。”
(六)转注（转注说法至今尚无定论）
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对许氏定义，历来未有一致解释。徐锴认为是给某一类含有相同意义的字建立一个同意的字首，叫“建类一首”；这些字可以往来相同，即互训，就是“同意相受”。
(以上文字引自唐兰《中国文字学》)
附有关资料，以供研究参考：
1.汉语声与义的理据关系
《释名》是一部声训词典，通过音与义的联系来揭示汉语命名的缘由。
(1)《说文》所立通训，是以语源义含於义训中的训释法，其中的语源义是利用义训中的声训来表示的。如：
(1)璪，玉饰。如水藻之文。（《玉部》）
(2)刵，断耳也。（《刀部》）
(3)鬌，髪隋也。（《髟部》）
(4)烄，交木然也。（《火部》）
(1)祳，社肉，盛以蜃，故谓之祳。（《示部》）
(2)麦，芒榖，秋穜厚薶，故谓之祳。（《麦部》）
(3)婚，妇家也。礼：取妇以昏时，妇人阴也，故曰婚。（《女部》）
(1)笱，曲竹捕鱼笱也。??句亦声。（《句部》）
(2)飙，扶摇风也。（《风部》）
(3)屑，动作切切也。（《尸部》）(叠韵)(4)剪，齐断也。（《刀部》）
14埃及碑铭体词符举例
(二)《释名》声训
王先谦《释名疏证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3月。
刘熙成国《释名序》：“熙以为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来迄于近代，或典礼所制，或出自民庶，名号雅俗，各方名(多)殊。”“夫名之于实，各有义类(类义)，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阴阳四时邦国都鄙车服丧纪，下及民庶应用之器，论叙指归，谓之释名。”
《释名》重要释词：
1.灶，造也，创造食物也。
2.仓，藏也，藏谷物也。
3.囤，屯也，屯聚之也。
4.户，护也，所以谨护闭塞也。
5.川，穿也，穿地而流也。
6.涧，间也，言在两山之间也。
7.水直波曰泾，泾，径也，言如道径也。
8.水小波曰沦。沦，伦也，水文相次有伦理也。
9.水草交曰湄。湄，眉也。临水如眉临目也。
10践，残也。使残坏也。
11.眠，泯也，无知泯泯也。
12.男，任也，典任事也。
《释名·释言语》
1.道，导也。所以通导万物也。
2.德，得也。得事宜也。
3.孝，好也。爱好父母，如所说好也。
4.慈，字也。字，爱物也。
5.通，洞也。无所不贯洞也。
156.颂，容也。(汉书·儒林传：“鲁徐生善为颂。”)叙说其成功之形容也。
7.发，拨也。拨使开也。
8.醜，臭也。如物臭秽也。
9.诅，阻也。使人行事阻限于言也。
10.盟，明也。告其事于神明也。
11.祝，属也。以善恶之词相属著也。(毕沅曰：一切经音义一引同，一引无著字。)12.念，粘也。意相亲爱，心粘着不能忘也。
《释名·释饮食》
1.槛车，上施阑槛以格猛兽，亦囚禁罪人之车也。
2.轺车，轺，遥也，遥远也，四向远望之车也。
3.辎车，载辎重卧息其中之车也。辎，廁也，所载衣物杂廁其中也。
4.軿车，軿，屏也，四面屏蔽，妇人所乘牛车也。
5.衡，横也，横马颈上也。
（三）古人总名与特称不重叠组配为词
因为“特称+总名”之后就会突破“单音节”的命名模式，而且将使词类趋于明确单一，词类的明确，词汇量就会增加，且不利于灵活变化，组配功能大大减弱。
古人总名与特称不重叠组配为词。献，《说文》：“献，宗庙犬名羹献，犬肥者以献之，从犬，声”(P1376)《尔雅·释言》：“献，圣也。”《玉篇·犬部》：“献，贤也。”《尚书·益稷》：“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孔传：“献，贤也。”古人对“人”进行“贤愚”“善恶”分类，．后不加总名“人”。把树木分类，如“松、柏、枫、”，后不加总名“木”。给羊分类，后不加总名“羊”，如“羜”(五月生羔也)、“羔”(羊子也。徐灏注笺：“疑羔之本义为羊炙，故从火。”)“羝牂”、“羖”(黑色公羊)。给水命名，如“汉”、“颍”、“泾”、“渭”等，也不加总名。
绿，帛青黄色也。从糸，录声。本来就是名词，现代“绿色”是叠加了总名“色”构成合成词。“绿”不加“色”，则名动形同字，具有多词性，加总名“色”后，则词性确定为名字，多词性消失。“贤”、“老”、“善”、“恶”等字本也是名动形同字，如古汉语中“善善恶恶”、“老吾老”、“幼吾幼”之类说法，但当它们后面加上总名“人”之后就只能是名字了，多词性消失。
牡，甲骨文里它有从牛、从羊、从豕等多种形体，分别表示公牛、公羊、公猪等意思。牡本是公牛之意，后来演化为仅表示雄性之意，牝本是母牛之意，演化为仅表示雌性之意。二字都是由名词演化成形容词，而后才有了“牡牛”、“牝马”的表示方式。
牢，甲骨文里有从牛、从羊、从豕多个形体，从牛者表示圈养之牛，从羊表示圈养之羊，从豕表示圈养之猪，各字本是表示不同意义的专门用字，演化为家养牲畜的圈。
沉，甲骨文里是祭祀名。它有从牛、从羊、从牢、从倒人、从玉等多个形体，分别为沉牛、沉羊、沉牢、沉人、沉玉的专门用字，不能相混，演化过程中，动作的对象被剥落，16只剩下了动作义“沉”。(第65页)薶(埋)，甲骨文里是祭祀名。它有从牛、从羊、从豕、从鹿等形体，分别指埋牛、埋羊、埋豕、埋鹿等进行祭祀意思的专用字。演化后只剩下动作义“埋”。
逐，有从兔、从豕、从鹿等形体，也是分别指追兔、追豕、追鹿等意思的专字。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甲骨文中从‘山’‘水’‘女’的字有许多也都是专字，即在一些山名、水名、女名(或族名)上加上表示其属性的‘山’‘水’‘女’旁。这些字的含义范围很小，都用为专有名词。许多字不能以其隶定的形态与后世相同结构的字相比附。如‘
’
字并非“好”字而是“子”之“子”的专字。‘
’非‘炘’字，而是‘斤山’的专字，‘
’非‘渊’字，而是‘
水’之‘
’的专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第65页)詹鄞鑫先生在《研契论丛·释
》一文中，谈到卜辞中一字代表二词的现象。认为“”字是表示“覆车”之意。肖良瓊先生在《卜辞文例与卜辞整理和研究》一文中进一步证明了这种观点。刘钊先生说：“甲骨文虽然已是成熟的符号体系，但也残留了许多原始的迹象，如形体的不固定，异体众多，存在许多合文、借字的现象，有许多专字等等，都体现了甲骨文一定的原始性。同时也显示了甲骨文书写环境的重要性。文字越原始，越强调视觉在阅读上的重要性，‘随文改字’就是这一原始性的孑遗。”(第65页)（四）新增汉字的来源：
1.新增形声字：一是真正的形声字，即由原来的象形字加声符而成，如同“自—鼻”“象形—鳯：从鸟，凡声”；另一大类即古今字，它是由原字（象形或会意）加形符而成，如“取—女”“解—懈”“辟—避”“辟—嬖”“辟—譬”等。
2.偏旁类推而产生：如“胡蝶—蝴蝶”“马蚁—蚂蚁”“鳯皇—鳯凰”。
3.简化而增，一是省简偏旁而增：如“捨—舍？”“從—从”；二是合并偏旁而增，如“金”“木”旁统一为“枪”，“石”“火”旁统一为“炮”。
（五）汉语同音现象
一音多形，光《新华字典》里，有110字以上的音节就有12个。（赵金铭“谐音与文化”，《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1期）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从小篆变到隶书；在字形上，变圆形为方形;在线条上，变弧线为直线3在笔画上，删繁就筒。这种变化就称为“隶变”。“隶变”是汉字发展史上一大进步，是了不起的一大飞跃。如果要把汉字的形体分为古今两大类的话，那么隶书以前叫做“古”，隶书开始面后就叫做“今”。所以“隶变”是古今汉字的分水岭。
(五)草书；《说文解字：叙》说：“汉兴有草书。”这个说法是正确的。草书是跟汉隶并行的一种字体，是汉隶的潦草写法。这种字体求快求速，笔势连绵，能够初具汉字的轮廓也就够了。在卫恒的《四体书势》中说，草书是汉．“章帝时(公元76年一一公元88年)齐相杜度，号善作之。”这种观点显然是荒谬的，草书的形体也决非一人所造。所谓“章草”，可能是在章帝时开始使用。但是它的创造者仍然是劳动人民，最初的流行也仍然是起于民间。
1草书到了后来，简直越草越凶，龙飞凤舞，信笔所之。有些字除了书写者外，谁都不认识。石梁的《草字汇》，收集了晋朝大书法家王羲之的草书，单一个“书”字就有五种写法。到了唐朝，书法家张旭的“狂草。，简直有点象道士画符的样子，确实是一般人所难以欣赏的。
(六)楷书。楷书是代隶书而通行的一种字体。它是由隶书演变而来的。笔画平直，结构方正，书写方便。从笔形上看，基本上就是唐朝张怀瑤所提出来的所渭“永字
八法”。
一个“永”字，人体上包括了汉字的八种笔形，用现在的名称说：“侧”就是点，“勒”就是横，“努”就是竖，“趣”就是勾(趯，ti惕)，“策”就是挑，“掠”就是长撤，“啄”就是短撇，“磔”就是捺，从“勒”到“趙”的弯儿就是折。
现在汉字的笔形也不过有这八种。
楷书也叫“真书”或“正书”，也有人叫它“今隶”。从东汉开始使用，一直沿用到现在，有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了。
(七)行书。行书是“楷书的流动。，它形成于魏晋。《宣和书谱》说：“自隶法扫地，而真(楷)几于拘，草几于放，介乎两者行书有焉；于是兼真则谓之、‘真行’，兼草则谓之‘行草’。”这话说得比较确切。它说明行书是问于楷书和草书当中的一种形体，虽然笔画连绵，但各字又是独立的，写起来比楷书快，但又比草书好认。因而从魏晋起直到现在，行书用得最为普遍，最有群众基础。
四
古今宇、异体字、繁简字
在我国古代的书籍中，一个方块字往往有好几种写法，这就给我们造成了阅读和理解上的困难。为了有效地解决这些困难，我们就必须掌握有关古今字、异体字、繁简字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技能。
、(一)古今字。《墨子。公输盘》中记述：当墨子斗败了公输盘后，“公输盘不说”。“不说”，这好象是说公输盘斗输后不说话了。这样理解就错了。这里的“不说”就是“不悦”，是不高兴的意思。可是人们往往认为“悦”字是本来就有的，而只是古人在书写时经常写为“说”罢了。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须知上古是没有“悦”字的，《说文解字》中也只收了一个“说”字，没有“悦”字，其释义是：“说，释也。”可见“说”才是本字，“悦”是个后起宇。所以“说”就是古字，“悦”就是今字。
为什么会产生古今字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古代的字少，而后世又不断地发展增多。例如《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部书不重样的字共用了四四六六个，东汉《说文解字》也不过九三五三个字。可是，到了一九一五年，中华书局编印的《中华大字典》共收字四万八千多个。相当于《说文解字》的五倍多。古代的字少，一个字要代表几个意义，真可谓“一身兼多职”。比如上古的一个“辟”字就兼有多种职责，它能代表“避”、“嬖”、“僻”、“譬”、“闢”这五个字用。后世人为了减少字的“兼职”现象，才在“辟”字的身上加了各种表意：的形符，以示意义的区别。因此，上古的“辟”字就是古字，而后世新产生的“避”、“嬖”、“僻”、“譬”、“闢”就是今字。
在古书中，古今字的现象很多。如果我们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那就很难读懂古文。以下略举几例。
(1)“此世俗之所谓知也。”(《庄子。肤箧》)
一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智慧啊。
(2)“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1一一太叔跑到共那个地方去了。
(3)“夫晋何厭之有？”(《左传．僖公三十年》)
一一那个晋国有什么厭(满足)呢。
(4)“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一布帛长短一样，价钱也相似。
(5)“千乘之国，摄于大国之閒。”(《论语。先进》)：
一一千乘的小国，夹在大国之间。
以上这些例句中的“知”、“大”、“厭”、“贾”、“閒”等，都是古字，而“智”、“太”、“餍”、“价”、“间”等都是今字。如果有人认为今字才是“本字”，那就错了，如果有人拿今字去更正古字，那就更错了。
从古字变为今字，有的是用古本字作声符，再加上一个形符。如“知”、“厭”、“贾”变为“智”、“餍”、“价”，也有的是改变古本字的形符，如“閒”变为“间”。
我们了解了这些古今字之间的关系，对准确地理解文言的语义很有帮助。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承认文字古今发展的事实，但决不应该厚古薄今，不能认为只有古字才是正字，而今字是“俗体”或“破体”。有的人常常以所谓写“正字”为借口，偏偏要把“返回”写为“反回”，把“嗜好”写为“耆好”，把“环境”写为“环竟”，这是很不应该的。
(二)异体字。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在音义上相同，在任何语言环境里都能互相代替，而只是写法不同，这种音、义相同而仅写法不同的几个字在文字学上就叫做“异体字。。比如；“炤”与“照”、“并”与“竝”、“睹”与“覩”、“咏”与“詠”、“谕”与“喻”等都是异体字。
文字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仓颉也不止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了。”(鲁迅：《门外文谈的这一
多，就很难作到形体划一。同一个概念，由于时间或地区
的差异，就可能造出好几个字来。而且这种异体字，越古
就越多。例如一个“兄”字，在甲骨文中就有35种写法一个“贝”字，在金文中就有60种写法。就连一个“窗”
字，后世就产生了六个异体字，写作窗、、、窻、牕、牕等。这些异体字根本没有必要同时存在，但是如月我们不熟悉，它就会成为阅读古书的障碍。所以我们必须
对异体字加以研究和整理。
从前有不少人认为只要《说文》中有的，就是正体，《说文》中所没有的就是“俗体”或“变体”，其实这是
一种偏见。因为许慎本人也往往把应该收进《说文》的形
体遗漏了。所以宋人徐铉又增加了不少原有的形体。
异体字的类型，大体上有以下五种。
(1)形符不同。
遍徧、猫貓、堤隄、粘黏、一糕餻、唇唇等
(2)声符不同：
筒筩、秸稽、捣檮、线線、笋筍、验騐等
(3)改换意义相近的形符
辉煇、睹觀、径迳、侄姪、铲剷等
(4)形符和声符的位置不同：
略暑、够夠、群羣、鹅鵞、案桉、惭慙等。
(5)形声字与会意字的异体：
1泪淚、岩巖、奸姦、渺淼等
异体字多了，自然造成学习上的额外负担和用字上的混乱。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文字改革委员会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决定精简一0五五个异体字，确定了810个字为使用正字。比如在以上所举的这些异体字中，每一小组的第一个字均为留用字，第二个字均为废除的异体字。比如“遍”、“猫”等均为留用字，“徧”、“貓”等均为已经废除的异体字。废除昇体字是我国文字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工作，精简了字数，便于掌握和使用，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三)繁简字。简体字古已有之，向上可以追溯到甲骨文时代。比如《诗经》中的“於”皆写作“于”，汉《吴仲山碑》中的“餘”就写作“余”，《正字通》中的“墳”、“聽”俗作“”、“听”。凡是所谓“俗体”’都是早在民间流行的简化字。这些“俗体”字尽管曾遭到过扼制，但汉字由繁趋简的潮流是阻挡不住的。今天，在我们正式使用的简化字中，有很多就是古代简体字的借用。比如。
“准”(準)《广韵》
“庙”(廟)《字汇》
“双”(雙)《集韵》
“恋”(戀)《字汇》
“声”(聲)《正字通》
“怜”(憐)隋《董美人碑志铭净
“夹”(夾)汉《曹全碑》
“扑”(撲)《集韵》
“宝”(寶)《宝应碑文》
“齐”(齊)《正字通》
一
“尽”(盡)《正字通》
“朴”(樸)汉《孔庙碑》
“干”(幹)汉《郑季宣碑》
“晒”(曬)《字汇补》
“灶”(蠢)．《五音集韵》
“痒”(癢)《集韵》
“烛”(燭)敢字汇》
一“笔”(筆)北齐《雋敬碑》
“画”(畫)《字汇》
“籴”(糴)《干禄字书》
“类”(類)《五音篇海》
“粜”(耀)《干禄字书》
“纵”(縱)噬集韵》
“阴”(陰)《字汇补事
20
篇八：六书的本质
语言文学研究"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区别张蕊寒(陕西理工大学，陕西汉中
723000)摘
要：“假借”通常指“本无其字”的借字记词现象，也被称为“六书”假借。“通假”通常指“本有其字”的临时借字记词现
象。两者的性质是不相同的。但仅从“有无本字”区分“六书”假借与通假是不够严密的，应该从两者的本质出发对两者进行区
分，即“"六书"假借建立了新的字词关系，通假没有建立新的字词关系”“"六书"假借字与借表之词是稳定的字词关系，通假字
与其本字之间是临时的借用关系”“"六书"假借是文字学视角的假借，通假是训诂学视角的假借”。关键词：假借通假区别“假借”和“通假”是古书用字的两种常见术语。“假借”
通常指“本无其字”的借字记词现象,也被称为“六书”假借；
认了“六书”假借与通假是两种不同现象，但是仅从有无本
字来区分，不于分两种现象。上所，对于“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区分问题仍然没
“通假”通常指“本有其字”的临时借字记词现象。两者的性质
是不相同的。截至目前，学术界对于“假借”和“通假”是否应
有定论，不区分“六书”假借与通假者从“有无本字”区分
该被区分为两种概念及两者之间有何区别，仍然没有定论。
本文从“假借”和“通假”的实质出发，对“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区别谈谈认识。“六书”假借与通假是不
的，“六书”假借和通假是两种不同的用字现象，然两者
是
于
和
同
的借字记词现象，是这两种借用的实质不相同6将
就“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实质
二、“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实质一步论6一、关于“六书”假借与通假的不同意见在“六书”假借与通假的区分问题上，学术界一直没有
定论，主要有两种意见：1.“六书”假借的实质。“1.
不区分“六书”假借与通假现象。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刘又辛，他在《论假借》一文中指
六书”假借是指一种“本无其字”的借字记词现象，即
为一个没有书写符号的词找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充当其书
写符号6出：“……"通假"也就是所谓"用字假借’的同义语，既然假借
用不
分两类，只需要
假借就是假借，用不
’通假"这“六书”一词最早见于《周礼?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
养国子以，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
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数6”《周礼》并未对“六书”行
个术语。”.1网刘又辛认为“假借”不用区分有无本字的假借,
是个假借字就足够，那么自然不用区分“通假”。这种看法看似将问题简单化了，实际是忽略“六书”假借和
释6最早对“六书”行释的是东的许慎，许慎在《说文
通假是两种本质不同的现象，混“六书”假借与通假。又如
在《通假字
解字?叙》中提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
》.2/—文中将“假借”称为“通假”，也6”即3"许慎对“假借”是
了明确
释的，即“本无其字，依
虽然实际文章并没有混淆两者的概念，但术语运用混乱，仍
然
声托事”6换个说就是语言中没有配备书符号的词，找一
同
的字当它的书符号6例“”字，《说文》:“颊毛也6象毛之形6”本义是颊毛，后假借为连词
不和
-2.
从有无本字的角度区分“六书”假借与通假现象。主的《古
语》
中有这一于“假借”，一种是本有其字，“而”，且一直使用，成了这一连词的常用书写符号6再如
“的：“假借字的，有两种
它”字，《说文》:“虫也6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6”是“蛇”的在书
的时，了一
同
字，：
"
"的意本字，假借为词“它”，一直沿用，成了记录这一代词的思本字是"支’，书写时
‘"，《
(:的书
符号6"
"‘剥"是’’的假借字。
种是本无其字，从一“六书”假借是为语言配备书写符号的一种方式，在这
一点上，与象形、指事、意是一样的，都是为没有书符号
开始就借用一个同音字来表示。”.3/($#7)不难看出，这
“本有其字”的假借是指“通假”，“本无其字”的假借指“六书”
的词配备书符号。裘锡圭在《文字学概要》一书中指出：“我
假借，两者
于“假借”。又
的《字学》中：“这’假借’，后代为们可以进一步说，跟图画有明确界限的意字和假借字的出现，是文字形成过程正
种同词之间的张冠李戴现象,古人也
了区别于"本无其字’、借字
的标志。”即$1假借方的出的假借，这种现避免了意造字的局限性，为那些无法用意造字法
配备相应文字的意义找到了新的出路，即通过
的假借的借用称作"字的通用’，或者"通假’。”内(402)这种看法虽然承
-26